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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坐以待毙。

当初这些超级富豪在拼命“玩儿”“找乐子”时，一定没有想到今天会落到连粗茶淡饭也吃不上的地步。

晋国的一等富豪石崇的结局更具讽刺性，这个靠抢劫起家的官僚，最后也撞上了被大官抢劫的恶运。不但全部财富遭抢，连全家的脑袋也给抢走了。石崇的豪富排名第一，因此也比其他超级富豪抢先一步掉了脑袋。他的财富令许多人眼红，尤其是令权力人物眼红，权势比他大的人无疑都想把他的财富攫为己有。

赵王司马伦当政时，军阀孙秀看上了石崇的女人和财产，就给石崇安上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带领军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他的家，把他的财产和女人全部抢走了。孙秀还嫌不过瘾，又回过头来把石崇全家几十口男女全部押往东市刑场，在每人的脖子上砍了一刀。

石崇被宪兵逮捕时，居然以为是他的爱妾绿珠惹的祸，孙秀只是看上了他的女人。现在女人都归孙秀了，孙秀应该满意了，随后就会发还他的家产了，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杀头，更没想到会“诛三族”。他自以为满朝文武都上他家做过客，他的人缘很好，那些人会为他鸣冤，孙秀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杀他！丝毫也想不到来他家做客的官僚都从心里嫉恨他。可见石崇的智商实在低得有点可怜，如此低智的人居然是晋国的一等富豪，由此可见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能力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政治不修明的世道甚至成反比。

值得一提的是：西晋王朝是中国美男子高产的时代，上流社会人士一个个风流倜傥神采飞扬，历史上有记录的美男子大多出生在那个时代。且不说众所周知的潘安，让最贞洁的女人也忍不住想红杏出墙；甚而卫玠出门时，洛阳城万人空巷，他走过的地方人山人海，不过都是女人。结果这个奶油小生活活被女人“看死”了。有讽刺意味的是：美男子组成的国家居然是最奢侈最荒唐也最快灭亡的国家，可见男人的“美”着实不怎么可靠，金玉其外的男人往往败絮其中。

富得流油的晋国就这样在奢华淫乐的浊流中过早地毁灭了。司马家族的漏网之鱼琅琊王司马睿在长江以南建立了流亡政府，为文明的汉民族提供了一处避难所。我们应该感谢司马睿，他建立的东晋政权使汉文明能够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浪潮中苟延残喘，保留了汉文明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否则汉文明极有可能像同时代的西罗马文明一样亡于蛮族之手，中国将四分五裂，且永远丧失了重新统一的机会。

王安石变法：帮了###的忙

易中天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农历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20岁的皇太子赵顼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当时，宋朝已经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大幅度增长，开支也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小。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暮气沉沉的局面。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他曾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可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在王安石看来，做什么官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王安石官至宰相，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就说免役法，它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