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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去。他们去了后在太原待了几天，因惦记着土地，就忙着回各自村里劳动了。他们一走，这一组织就渐渐自行解散了。

然而，此时的造反运动已是声势浩大。1967年春节，在昔阳县礼堂，一些人要将夺来的县委公章交给爷爷。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还“病”了，住进了医院。周总理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给了爷爷几个红袖章，说：“他们组织红卫兵，你也组织红卫兵，他们破坏生产秩序，你维护生产秩序。”

此时，昔阳各地的几十个群众组织相继夺了各地的权，并纷纷把第一把交椅空出来留给他，有的组织甚至写出大字报称他们的总司令就是陈永贵。干部看他是自己人，老百姓看他是自己人，挨整的看他也是自己人，革命小将看他还是自己人。因此，暂时没人敢动他。他就利用出席群众大会等机会，大造声势，高呼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起来，共同打击走资派，同时想尽办法稳定秩序；紧抓生产，建设大寨县，让大寨红旗更红。

之后，各地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致请他担任一把手。他提名包括人武部、工人、干部和学生等各界头头在内的13个人当了副总指挥。从此，他从领导300多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了领导18万人的总指挥。

“永贵好”成为领袖的最高指示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被请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拉着他的手问候道：“永贵好！永贵好！”在那个领袖崇拜的年代，这句问候成为领袖的最高指示。各大报纸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贵好！永贵好！”的最高指示，一些报纸把它套红印在了报眉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经常谈到识字不识字的问题。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　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2页。）

历史性的会见（4）

毛主席相信他能把事情办好，他成了毛主席信任的人。随着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大英雄。每到一处，经常遇到一些群众组织恳请他题词签字，题报头，似乎能让他写一个字，就是一种力量，一种荣耀。他盛情难却之下也会拿起毛笔，为热情的人们题几个字。在这样的光环照耀下，他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7月3日，他写了《永远艰苦朴素，永远当老百姓》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周总理说：“你做得对，做得好。”

为了落实周总理提出的要把昔阳县建成大寨县的目标，他极力控制大局，维护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由于他的保护，许多干部和群众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在这场运动中安然无恙。64岁的李二和说：“斗争我的时候，我只是被推推搡搡过，没有一个人在我身上动过家伙，也没坐过喷气式，多亏了永贵啊！”在“四清”和“文革”期间，爷爷把晋中地区挨过整的绝大多数干部解救了出来。

1967年9月，昔阳县七一广场举行晋中地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爷爷坐在主席台正中，举止沉着，表情严肃，不怒而威。一位部队的领导同志在麦克风前作检查。原因是某中央首长点名批评这位同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大寨唱反调，严重地干扰了本地文化大革命和学大寨运动。

突然，大会主持人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同志们，现在，我们欢迎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同志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