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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在内，多达150多种。因此，在书报审查制度实施期间，上海不能不成为首要的受害地区。

192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了《著作权法》，规定出版物如有违反“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由内政部拒绝注册。1929年，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等查禁书刊的法令。1930年先后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在创刊前必须申请登记，批准后方可出版，《出版法》还规定涉及“党义”的图书须交###审查，实际上，文艺、哲学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也一样要送审。图书审查制度在1930年以前已经存在，如大学院早在1927年底公布的《新出图书呈缴条例》，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出版条例原则》等，只是当初比较隐蔽，规模也比较小，实施效果未见显著而已。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查禁普罗文艺密令》，附抄作家名单，行动明显政治化，惩处手段也更为严厉。1934年2月，中央宣传部突然发文，一举查禁上海出版的149种文艺图书，震动了上海书业界。为此，一些书商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便联合建议由官方审查原稿，即实行“事先审查”。以“预惩制”代替“追惩制”，作为鲁迅所说的“党官、店主和他的编辑们”的共谋的产物，这是一大反动，也是一大倒退。于是，一个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机构，于1934年4月正式成立。6月，审查委员会开始运作，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须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审，甚至翻印古书也不能例外，如不送审，即“予以处分”。在审查过程中，检查官随意删改，而且被删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即所谓“开天窗”，不使留下刀斧的痕迹。据国民党###及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审科印发的文件，1929年至1934年间，被禁止发行的书刊约887种；1936年通令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676种。除了上海，各地政府也大肆查禁，仅北平一地，1934年焚毁的书刊便有1000多种。除书籍遭灾外，还查封捣毁出版机构，迫害出版界人士。如1929年查封创造社，1930年查封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查封北新、群众、东群等书店，其他如出版左翼书刊的湖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也先后被封。1935年，《新生》杂志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触犯“友邦”日本天皇，主编竟至于被判处徒刑，连检查官也因此被撤职，审查处被撤销；###还发出通令，禁止阅读有关《新生》案的新闻。由于此案的牵涉，审查委员会暂停工作，但是审查工作仍在进行，只是由党部机关转到政府部门而已。

当然，也还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有不少的出版机构是官办的，发行书刊不在少数。据1936年出版的国民党政府《内政年鉴》统计，全国报刊共1763家，其中国民党的党政军报刊就占了三分之一；而且一些民办报刊也是与官方有关系的。这样，在出版界，只好大量推出数学教科书和童话，或者极力赞美“春天”，商业性、消遣性的倾向愈来愈严重，而严肃的，进步的，带有革命倾向的书刊，却不得不采用假书名、假封面而艰难面世。

2。鲁迅“带着镣铐进军”

鲁迅在上海十年，同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相始终，真可谓“运交华盖”，没有选择和退避的余地。从左联青年盟友被害起，他便致力于揭露国民党的禁锢的文化政策，由于书报审查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存，他不能不设法改变自己的写作策略，在一个重新确立的向度上，开始他的谓之“带着镣铐的进军”。

在一个失去自由言论的环境里，鲁迅特别注重史料的保存，也即“实录记忆”的保存。他说是“立此存照”，或说是禹鼎所浇铸的鬼魅，使罪恶的形相不致于轻易地自行消匿。他常常感叹中国人的健忘。对于“集体记忆”，不是国家有意识的使之遗忘，就是社会的无意识的遗忘，因此，他觉得十分必要地与强大的遗忘倾向作斗争。但是，这显然是为他内心里的伟大的憎所驱使的，而不仅仅出于历史的使命感。他揭露说，“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这种本土法西斯放到世界史上也还算得十分“前卫”的。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中，记录了不少当局查禁书刊，压迫书店的事例，《且介亭文集二集》的后记，还十分详细地保留了一批禁书目录，还有审查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他还指出，不但对本国的作者和作品如此，甚至对于一些翻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