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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他的功臣介之推，介之推躲在绵山上，避不见面，晋文公找不到，只好放火烧山，想把介之推逼出来。

介之推果然现身了，但不是活着，是死着，他背着他的老母被火活活烧死。

我拿着故事书问我父亲：“晋文公和介之推为什么那么笨？”

父亲一笑，说：“他们都不笨。”

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很好的老师——名作家宋膺。由于他很会吹，所以同学给他取个外号叫“宋盖”。

宋盖盖得有时很过火，譬如他会唱做俱佳地说：“如果有人想跳楼自杀，你千万不能去拉他，否则他可以告你妨害自由。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他跳到空中的时候，你也跟着跳下去，拉他一把。”

但是宋老师也讲出许多一针见血的话，譬如他说：

“在一个团体里，第一等人的第一等意见，多半不会被大家接受，到后来被接受的总是第二等的意见。”

然后他笑笑：“这就叫*，叫协调。”

大学毕业，我进入新闻界。那时候还是台湾的所谓“白色恐怖”时期。有一天，南部发生了大事，“上面”说压着、别播。但是隔天，有记者洗出一张“妇人跪地求示威者”的照片。

大概经过开会，认为“民气可用”，“上面”又交代：“用这张照片做文章，播！”

一九七八年，我到了美国，一边教书、念书，一边担任电视公司的驻美记者。

有一天，华埠发生大事，我带摄影记者过去，虽然一路抢了不少镜头，却发现另一家公司的摄影记者从头到尾拍个不停。

“你用得了那么多画面吗？”我问他。

“我公司用不了。”他神秘地一笑，“但是有关单位要用，我得用特写，把每个人的脸都拍下来，再卖给他们。”

“是美国人吗？”

他没答。

“他们要用来做什么？”

“建立档案！”他白我一眼，“这都不懂？他们平时把每个人都建了档，到该用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研究所里，我修的是历史系的“东亚研究”。

有一天谈到宋代罗大经说的“诛一人，所以全千万人”。意思是杀一个人，是为了使千万人能不被杀。

“如果这样，就算那个人是冤枉的，也值得杀。”教授说，

“所以到了战争的时候，会有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能放走一个的情况。”

有学生表示不懂。

教授一笑，说：“你想想，放走一个，那一个可能造成千万人的死。你错杀一百个，如果也能把这该杀的杀掉，不是还最少能救九百人吗？换做你，你做不做？”教授手一指，“所以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多年之后，我初次回台湾，到个“地方”申请办画展。本来展览都敲定了，只怪临走我谈到要应一位大员的晚宴。

“哇！那太好了！”负责人击掌道，“你请他写封信来推荐你。”

“何必呢？”我问，“不是都谈好了吗？”

“哎呀！”他拍拍我的手，“帮个忙！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他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嘛！将来我的去留升迁，全得靠他呢！”

隔几天，他又来叮嘱：“请他秘书打个电话也成。”

搬到纽约长岛之后，我的邻居多半是医生，也就常听他们说故事。

但是最震撼我的故事，却是多年前，一个来自台湾的医生说的　（我曾经在散文集里提到）——

一位妇产科名医，诊断出某妇人得了子宫瘤，要她赶快动手术拿掉。

妇人当然听从。

手术进行顺利，麻醉了，切开了，医生正要继续往深处下刀的时候，突然一惊，冷汗立刻冒了出来。

他举着刀，良久，没有动。

因为他发现妇人子宫里的不是瘤，而是个正常的胎儿。

“他可以装作没事，一刀，把胎儿拿了，然后在妇人苏醒时告诉她手术成功，肿瘤已经完全切除。”说故事的医生说，“既然根本没有肿瘤，当然不会再犯，将来病人一定感激他再造之恩。”顿一顿，“但是，这位名医没有那么做，他默默地把伤口小心缝好，没有丝毫伤到胎儿，然后在妇人苏醒之后向她认错。”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最后那句话——

“结果，孩子虽然平安产下，他却被告得好惨，差点身败名裂。”

最近，我搬了家，院子里有许多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