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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都走啦，出来吧。”津津才爬出来。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3）

曾经师范毕业、当过学校校长的三姐，一生都贡献给家庭、贡献给丈夫冯友兰了。三姐和大姐、二姐一样，都是“改组派”，就是小时候缠过脚，但缠得不厉害，后来放了，看不出来。她们都是有文化的女性。三姐很有修养，无论对待任何事物，她都慢条斯理，从不大喊大叫。她穿戴打扮起来，特别高雅，就像个贵妇人。她很有工作能力，后来辅助丈夫，就不在外面做事了。她把家里安排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抗战期间在云南西南联大时，生活艰辛，有些教授卖文卖字刻图章，我三姐就卖炸麻花，用这些办法来补贴家用。

解放以后我父亲来北京时，在清华乙所我三姐家住过。1949年，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到乙所看我父亲。有一次钟璞一个人在家时，周恩来来访。钟璞当时对领导人没什么具体概念，外祖父不在，她就礼貌地请客人在客厅里坐等，她自己在里间跟同学说话，让人家等了半天。维世一次从苏联回来，也住在乙所，周恩来带一些人来参观清华时，联系好让维世在校门口等他们。维世带着钟璞，陪着他们在清华校园里走了一圈。

搬到北大后，三姐曾在北大校园里做燕南园等八大园居委会主任，坐着一辆三轮车全校跑。谁家卫生不好，三姐就带一帮老太太帮助搞卫生。三姐对居民的事情非常关心投入，选基层人民代表的时候，“任大姐”（三姐）的呼声很高。当时北大校园里的居委会经常在三姐家里开会。每次到家里来开居委会，芝生兄只管坐在书房里，静静地做自己的学问。后来在“*”的暴风骤雨中，他能走过来，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芝生兄常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位女子，后来为此曾在旧金山机场口占一绝：“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他的贤妻就是我三姐，女儿是指钟璞。

我们50年代末回国后，多年在北京工作，跟三姐往来很多。“*”以前，三姐家经济条件好。她和芝生兄知道我孩子多，负担重，所以只要出门吃饭，准叫上我，带着我全家孩子打牙祭。我在北方昆曲剧院上班的时候，一次三姐打个电话到我单位，约我中午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三姐和芝生兄就进城来找我。我下班往外走，路过我们单位传达室，看见三姐和芝生兄两人在里面，正坐在个长条板凳上等我下班呢。他们等了我很长时间，为的是带我去同和居吃饭。那时，孩子们都还小。每年暑假，我们全家都要到三姐家住一住，让孩子们在北大校园里跑一跑，还跟三姐全家同游颐和园。

记得我还是少年儿童的时候，年龄甚至比姐姐们的孩子还小，但是就得仰起脸儿来，跟黄志烜、孙炳文、冯友兰这三位大知识分子称兄道妹。父亲因循旧礼，三位姐夫都过了冠岁，便不呼他们的名，而称他们的字了。父亲让我也这样称呼，管大姐夫黄肇修叫“志烜兄”，管二姐夫孙炳文叫“浚明兄”，管三姐夫冯友兰叫“芝生兄”。想起来，挺滑稽的。这三位姐夫则都管岳父岳母叫“舅父舅母”，好像是从古代“外舅”那里继承来的规矩。两三千年前的《尔雅·释亲》里就说“妻之父为外舅。”我看父亲给母亲的信里提到黄志烜、孙炳文时，也说是“志烜甥”、“浚甥”。后来一达给我父亲写信，也称“舅父大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4）

“*”中，芝生兄出去挨斗，三姐就拿个板凳，坐在门后等他回来。抄家时，三姐眼看着她的一个晶莹炫彩的钻石戒指，被一个抄家的女的带在手指上拿走了。“*”后期，三姐跟我说，人都没事儿就好，东西就不再要了。他们家被抄得很厉害，东西丢得非常多。“*”中有一段时间，芝生兄工资被扣，三姐家生活非常困窘。一次三姐到我家来，聊起这些事，我便给她钱帮助她。那时一达的工资也被扣着，我钱不多，就给了她一百元。芝生兄工资补发后，三姐硬是加倍还了我。三姐说，幸亏六妹给我点儿钱，要不当时真过不去了。唐山大地震后，我和一达也曾住在北大三姐家的地震棚里。“*”期间，我在三姐家跟她谈宁世、维世的死讯时，难抑悲情，痛哭不已，三姐也哭得伤心。钟璞边落泪边劝慰我们。三姐说：“江青不就是个演电影的吗？怎么能让她出来了？毛主席怎么娶了这么个人？”30年代，三姐就知道艺人蓝萍的那些烂事儿。

从50年代开始，我们跟三姐和芝生兄一直往来密切，我觉得芝生兄这个人，不是那种一脑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