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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东渐之后，他逐渐产生了在家乡办新学、搞教育的想法。早在1922年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就说道：“郝姓之宅，果出卖否……盖买此宅，只用意在欲办一学堂。”但他一直奔波在外，没有实现。

自1926年土匪破城之后，新蔡县的学校就都停办了，教育没有了。父亲这次回新蔡时，正好冯玉祥属张汝奎师的部队驻扎在此，在大吕书院旧址上，办起一所“民众学校”。父亲和刘芬佛、张山甫等人都被聘为校董。可是，年底张汝奎部队忽然调离，刚办起三个月的学校，经费就没了着落，又面临关闭。这学校设备简陋，学生不多，仅有几十张课桌。军队走了，县府不接，没人过问。怎么办？

如此惨淡情况，家乡何以育人？我父亲最看重教育，便下决心，把这个学校接了过来，创办“今是小学”。他捐出了自家一二百亩土地，用这些土地上每年的地租，来开支经费，支撑学校，还募集到了一些捐款。如此，实现了他多年以前就产生的办学心愿。这个学校的名称，父亲取自陶渊明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新蔡教育，由此复兴。这年父亲虚岁六十。

父亲认真办学，教学质量不错，因此，今是小学办得比较成功。1931年夏，父亲增加初中——这是新蔡县最早的私立初中，1940年又开始招收高中生——这是新蔡县高中教育之始。学校名称也早改叫了“今是学校”。当初，从社会看，学校教育比例很低。1935年，新蔡县已有小学生一千五百人、中学生三百人，而在私塾、义塾里接受教育的，多达五千人。父亲那一代人的努力，使学校教育发展很快。仅十年后，1945年，新蔡县就一所私塾也没有了。

那时候的小学生，不是像现在的这么小，很多都已青年，才开始学习文化。因此，父亲的政治倾向，对这所学校影响很大。父亲聘国民党“左”派当校长，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来当老师。学校创办之初，就成了豫皖边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据点。*新蔡县委1928年秘密建立后，先后有五位县委书记和四十多位共产党员，由父亲安排，得到今是学校教员的公开身份。这些教员学识渊博，教学有方，使得校内风气*，生机勃勃，渐渐名声在外，深为周边地区青年向往。

对学校师生，父亲非常关心爱护，遇有意外情况，总挺身而出，承担责任。1930年2月，教师王灵轩给学生出了《一个农民的血泪语》和《我的政治观》两个作文题，学生还到街头演出话剧《卖贡柜》。新蔡县长刘鸿采说这是“共产党赤化教育”，率警备队逮捕了校长阎瀚生和学生燕寿松等十八人。这些学生里有共产党。

父亲闻讯后立即赶到县府，找县长抗议。他说：“捕风捉影是军阀主义作风。这学校是我办的，教师是我请的，学生是我教的，有什么问题，由我任芝铭负责。”据理保释被抓的学生。县长却拒不放人，并威胁我父亲。父亲指着他说：“我追随孙中山，革命几十年，不死于兵，不死于匪，不死于满清，不死于袁世凯，难道今天能死于你刘鸿采之手？”刘没有“赤化教育”的实据，又惹不起这位老同盟会员，只能放了人。父亲恐怕再生不测，当夜用抬筐把阎瀚生系出城外让他逃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捐产办学、为国育人的老教育家（2）

果然，第二天，县长又要拿阎瀚生，向我父亲要人。父亲说：“我叫他走啦。有问题找我吧。瀚生即我，我即瀚生！”刘鸿采为此恼羞成怒，向省府密报任芝铭“勾结*，图谋不轨”。当时韩复榘当着河南省主席，他批示“就地正法”，用了印，并指派驻地某旅督办。幸亏河南政局有变，韩复榘突然失了权力，父亲才躲过一劫，保住了性命。

那些年，国民党一直加紧对共产党的控制。有时，县立学校把*党员教师解聘了，父亲就把他们聘到今是学校教书。为了今是学校容纳共产党人的事，他甚至险遭敌对势力枪杀和架埋。当本校许多教员被捕、缺课严重、学生着急时，父亲一方面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另一方面到处急聘老师。1934年，学校一次就被县当局逮捕四十八名师生，父亲在县里没办法了，就从开封请来老师，坚持开课，继续教学。

“西安事变”结束不久，我二姐任锐曾担任今是学校小学部主任，兼教中学。那时候，学校里出了两个政治态度比较对立的教师，当着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他们那时要求学生死读书，不准谈论抗日、议论国事，集合学生训话时，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激起师生不满，我二姐就组织师生跟他们说理辩论。其中那教务主任涂建堂，是我二姐的儿子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