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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明日要来，

夜将要逝去。

生于1884年的俊子，在27岁的1911年，发表小说《鲜血》、1912年发表小说《誓言》、1913年发表小说《木乃伊的口红》、1914年发表小说《炮烙之刑》、1915年发表小说《她的生活》，以每年一部名篇的惊人速度跃登日本文坛。同时，这位女作家还以佐藤露英、花房露子的艺名活跃在演艺舞台上。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丽人引起社会的关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1916年以降，俊子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

席卷廿世纪初叶的马克思主义涌到了日本，俊子被强烈地吸引着了。在当时的日本，这是桩不合时宜的信仰，俊子由此和丈夫田村松鱼产生龃龉并导致婚姻破裂，苦恋起献身工人运动的铃木悦来。1918年追踪铃木悦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一住就是一十八载。铃木悦突然急疾谢世，痛定之余，俊子也就告别了冲动的青春年华。但是已融入血液的妇女解放思想反更炽烈。环顾亚洲，特别是祖国日本，男性中心的社会形态并未改善，姐妹们时时受到欺凌。归去吧！去为妇女的合理地位拼搏一番，能做几件实事最好。

当时的日共领袖宫本显治和夫人百合子接纳了俊子，俊子又得到了同是女权主义者的女作家窪川稻子的深厚友谊。俊子安顿下来，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才智。不久，多情的俊子坠入了新的爱河，千不该万不该，热恋的对方竟是知友窪川稻子的丈夫窪川鹤次郎。鹤次郎沉湎在这种如妻如母的狂恋之中。面对小于自己廿岁的鹤次郎，俊子无时不在痛苦的自责之中。尽管她用自己是在反抗“老夫可以少妻、老女却碍难纳男”的旧习俗以自慰，却无法脱却背叛知友的负罪之感。俊子毕竟是俊子，她毅然脱却这个情羁，逃离出日本。

1938年12月，俊子以日本权威杂志《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了上海。原计划只停留三两个月，却直到1945年4月再没踏上归国之途，在上海住了7年又半。

俊子在上海由暂住到长留，其中的曲折耐人寻味，不过有一点可以排除，那不是物质原因，因为俊子舍却的是远比上海为高的日本环境。也没有发现又有新的爱情产生，只能从精神生活中寻找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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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2）

从一跃登文坛就以咄咄逼人的女权主义者姿态问世的俊子，七弯八折，萦记心头的仍是受男人欺凌的女性。既然在故乡有那么多的生活尴尬，作为社会主义者，就为中国姐妹拼搏一番吧！这个推断符合俊子性格。日本名作家阿部知二就说过：“俊子对中国女性有着极富同情心的爱。”俊子的行为，印证了阿部知二的话，她努力学习汉语，改穿中国旗袍，住进中国人杂居的公寓，以左俊芝的中国姓名出入在上海的文化圈内。她曾不止一次向她的日本朋友说：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太低了。她们没有文化，知识太浅，我一定帮助她们，提高她们的素质，使她们的处境逐渐改善起来。

俊子对中国女性的这份泛爱，是因为那个特殊时期为她提供了方便条件才得以转化为现实。当时的上海，和其他几个被日帝占领的中国大城市一样：战事已然掀过，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运转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呼唤延续。君临者的日本当局，表面上战功赫赫，实际上被神州大地此伏彼起的抗日游击战争搞得捉襟见肘，又正在密谋进攻太平洋的美军，以图圆下“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因此很愿意有人出面来缓和缓和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伴随战争衍生的吹鼓手，已经明显地遭到了中国人的唾弃，需要的是“朋友”。

应运出现的田村俊子就是这样一位合适的朋友，她准备为中国妇女创办的妇女杂志，三条创刊宗旨：一、妇女呼声。二、为妇女而声。三、由妇女发声。一派家常里短的家园派的温馨。于是军事当局批给命名为《女声》的妇女杂志平价报纸，驻沪日本使馆给予相应的补贴，早已在上海开设多年的日资的太平洋印刷公司承担了印制。《女声》具备了问世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人是很难得到的。首先汪伪政权不敢批准这样一份不以颂扬为主的杂志，更要紧的是：没有平价纸，你休想印杂志。

为《女声》奠定物质基础的这几项，是《女声》胎带来的缺陷。这个不三不四的出身，使中国人侧目相看敬而远之。这不仅是日后左派人士判定《女声》为汉奸杂志的有力依据，更是《女声》获取读者的疑点。为《女声》问世跑来奔去使尽浑身解数的田村俊子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