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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呢，由于占有转发器较多的使用量，他们对新加入的客商有要求，就是新加入的客商如果也是以亚洲地区为主要覆盖区域，就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样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和拥有转发器投票权的人来交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到新闻集团合作的起始原因，我们就这样接触到了现在的合作伙伴新闻集团。

记者：你们因此想到合作？

王纪言：我们庆幸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带领我们跳出了“常规思维”。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办电视应该自己从头创业，自己找人，自己买设备，自己搭台子等等，这种思维不适用我们这样的情况。长乐总裁带领我们顺势转变思维非常明智，起点没有从原始做起，而是按照国际商业惯例，用股权重组的方法进行高端海外合作。寻找转发器使我们与新闻集团相遇，此时新闻集团的默多克先生恰好也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寻找懂得中国、了解中国的人进行合作，我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就是双方的一个契机、一种缘分。从1995年春天到1996年3月份，大约经过一年的反复讨论磨合，双方终于走到一起。

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成了民间人士

记者：离开广院这一决定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纪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是有了“凤凰卫视”我才离开广播学院，1995年春天如果说有“凤凰卫视”，它也只是存在于脑子里的一个萌芽状态的东西。离开广院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校领导，我将不再担任校领导职务，我是一个教授，我的教授职称将不再被教学单位所聘任，离开学校，“教授”失去了它所有的实际意义。告别我所熟悉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状态，我实际上从一个体制内的干部系列、正在“进步”的干部系列走向民间系列，广电部说我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准备跨世纪，1995年距离跨世纪还有五年，我下决心和这样一些基础说再见，去做一个新事，如果说那时的凤凰卫视是现成的大媒体，还可以说服身边的朋友，但当年一切从零开始，我是去创业，去招兵买马，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个决定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历史选择。

记者：对你的这一选择，周围的人反应怎样？

王纪言：我离开了广院，在我正如日中天的时候成了民间人士。我是财务副校长、好几年的教授，而且才四十多岁，还有我熟悉的教育岗位和学术研究行业，因为这一决定都变成了过去。许多关心我的朋友询问我是不是在胡闹，是不是选择得有一点草率，或者叫轻率。那时长乐总裁的乐天公司在紫金宾馆，也是我们创业的聚集地，是北京崇文门附近一个欧式风格的建筑，很多朋友到里边去看我们做什么，他们询问我：“你做的电视在哪里呢？”我们那时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电视在哪儿呢？我回答他们：“电视在我们的头脑里边，在眼前的演示板上面，在翻阅的纸卷上面。”就在他们疑惑的目光中，我们却一步步将这个“朦胧的想法”用超越常规的思维变成了现实。

创业中的一个故事挺有意思，1995年夏天我已不在学院任职，四川国际电视节仍以专家资格聘我出任纪录片奖评委。评奖期间有一天，组委会把中外评委请到峨嵋山休息，当地的文化人前来题诗作画助兴。此时我的身份中已经没有学院的职务，名片上只写着“王纪言教授”五个字，一位老先生端详了我们的名片少许时间，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王纪言（4）

江南草长

群莺乱飞

红雨满岸

风情万种

这四句诗有意思，朦胧之中似乎预见了我正在走向海外办电视的人生路程。我生肖属牛，“江南草长”，属牛的人要下江南。未来的事业有很多人才将聚集，其中当然少不了“俊男美女”，于是身边“群莺乱飞”，这个“乱”字用得好，飞得让人眼花缭乱。九七回归将至，红色的大雨将溢满维多利亚港两岸，1997年香港回归那几天，每日大雨如注，真是应验了预言。最后一句点题，说我的新事业、新生活将“风情万种”，令人欣喜又令人羡慕，在场的仲呈祥先生大叫道：“院长，风情万种呀，给我们一两种好不好？”

起名“凤凰”的时候在场的是老板、崔总和我

记者：“凤凰”这个名字是如何得来的？

王纪言：现在已经很难说了。起名的时候在场的应该是长乐总裁、崔强和我，我们三个人1995年春天到香港考察，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我们要办的电视台叫“凤凰”。电视台起名可按地域来叫，比如叫长城、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