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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资源。这不仅使此时的神学论争在经院哲学的层面上进行，更通过不断地论争使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成为天主教的正统神学代表。

亚理士多德指出：“对生物来说，存在就是生命。”这就促使托巴斯·阿奎那提出这样的看法：“由此可知，在存在是万物的属性这种意义上，上帝是存在”，具体而言，也就是“一切创造的原因，尽管有各不相同的结果，却有一种共同的结果即存在。因此必定有一种最高的原因，受造的原因只是借助于这种最高的原因才使得事物存在，存在是这种最高原因的特有结果。因此可以说，存在本身就是上帝的实体或本性。”这样，上帝作为原初存在的最高原因，它就是实体性的存在，它就是本质性的存在，要言之，上帝就是存在，一切受造之物不过是这一存在的个体形式。

于是，托马斯·阿奎那不仅以此为基础进行关于上帝存在的5项具体证明，更由此而推导出神学是最高的“科学”，其他任何科学都是它的个别性体现，这是因为任何有限事物的存在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无限存在，而上帝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根。如果排除托马斯·阿奎那这一论证的宗教绝对性，就可以看到他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已经由不证自明的自在本体论证，向着最高原因的宇宙论及规律秩序的目的论的论证发展，使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出现了更多的可能，从而也就在客观上为哲学家进行神学命题的哲学论证开辟了道路。

正是哲学家康德，在对于从圣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已经出现的有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宇宙论、目的论这三种传统论证方式进行彻底否认之后，同时又指出，否定这些论证方式并不意味着也否认了上帝存在这一命题。因而康德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对上帝存在进行道德论的论证，也就是根据人类伦理生活的需要，应该在上帝存在的前提之下，来保证善与幸福的最终统一：“只有对于我们的义务和理性以及在这义务中确立的终极目标的认识，才有可能明确无疑地产生出上帝的概念；因此，这一概念其渊源上是和我们对这一存在的义务不可分离的。”

在这里，“我们的义务”就是我们对于生命存在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对于这一存在责任的理性认识，自然会走向对于生命存在的终极目标的不断把握，在建立起关于终极目标的认识体系的同时，上帝将做为最基本的概念，来体现生命存在的最高精神。有没有这样的最高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绝对重要的，因而对于上帝存在的坚信将是人类的善与幸福达到统一的精神前提。这样，上帝存在也就成为追求人类精神境界自我超越的信仰象征，于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个人言说，无疑表明上帝存在的命题，更是一个上帝将以什么样的信仰形态，来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人类精神问题。

从公元18世纪到公元19世纪，正是在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论证的基础上，尼采高喊“上帝死了！”这是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对于“上帝死了”这一呼喊的最强音，以坚决否认作为世界宗教基督教的上帝父亲那最高意志与绝对权威对于人类的负面影响：“基督教被称为怜悯的宗教。怜悯与促进感受生活能量的那种滋补性情感正好对立：它具有一种压抑性的作用。凡怜悯者，力量皆失。”尽管可以说这是尼采为了宣扬超人出现的必要性而进行的论证，因为“从整体上看，怜悯违背进化法则，这就是淘汰法则”，而“身心皆弱者将被淘汰，这是我们的慈善的第一原则”。但是，为了使人类正常生存在对善与幸福的追求之中并达到最终的统一，不能不承认在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每一个人最需要的不是扮演生活中的弱者而获取怜悯，这的确会导致对于人性正常发展的压抑；恰恰相反的是，应该激发起强者般的奋斗意识，或者如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以提高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活力，来充分扩张自我创造的能力，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我们心中的上帝就是我们自己！

这是因为我们不仅有着“上帝的形象”，而且更有着“上帝的样式”那样的对精神境界不断升华的追求。如果说托马斯·阿奎那当年曾认为只有在对上帝“外加的恩赐”的蒙受之中，人才可能永生的话，那么，在鼓吹“非宗教化的基督教”的20世纪，在“神死神学”出现后的个人信仰自主选择的浪潮之中，每一个人都将在“上帝死后”来重新进行自己所认可的上帝的塑造。这样，当每一个人在塑造自己的上帝的过程之中，实际上也就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我就是我的上帝！我们就是我们的上帝！！

图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