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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打的人。

看到“树上结出果子”了，沃伦渐渐感到放心了。他让女儿当上了巴菲特基金会的一名董事，而且稍稍放宽了自己的继承政策。孩子们每人可能将得到300万美元左右。　（他没说具体有多少。）

但不管数目大小如何，他都不可能让苏茜、豪伊和彼得过让人讨厌的“超级大富”的生活。除了改善生活外，他认为孩子们无权大把花钱。那样子他们的财力会太多，而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财富。“我一向讲究公平。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一辈子有饭吃就可以了，”他说，“这些钱必须回到社会中去。”

但他的慈悲心肠与他给孩子们钱十分矛盾。他在捐赠时　（即使是为慈善事业捐赠）从没痛快过。他的朋友詹姆斯。博克（他离开了约翰逊—约翰逊，参加了美洲无毒品运动）说巴菲特有个“障碍”，如果他掏钱，他就“少了可赚钱的工具”。

多年来，巴菲特基金会一直是人们取笑的对象。当　1979年巴菲特有　1亿5000万美元时，他的捐赠的总额只有725000美元，那年他也只捐了38453美元。但在1981年巴菲特开始实施伯克希尔慈善计划后，苏茜和他用它为基金会准备资金。巴菲特稳步提高了公司的捐赠额。当然它没伯克希尔股价升得那么快。到1990年，每位股东可从伯克希尔的这笔钱中为自己喜欢的慈善事业捐赠6美元，即巴菲特和苏茜间接地捐了300万。

这个计划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无须巴菲特掏腰包。这不是他个人或伯克希尔的几千万或上亿财富中的一部分。他不为基金会掏一分钱。就连通过伯克希尔计划的这些间接捐助也与他的40亿财产全无关连。

巴菲特的吝啬常常受到朋友们的批评。他们知道他很关心社会，也知道他没把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从个人角度看，他们认为他相当“慷慨”——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有个例外情况，就是他每年圣诞节都给儿时好友鲍勃。拉塞尔的母亲一小笔钱。　（这是从一次银行失误中被发现。）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经济问题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给别人手写一些值得深思的短信，或为他们及时提供建议。但即使是亲密朋友向他要钱或有用的东西时，他总是搪塞过去。当作家乔福里。科万得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成功的新闻节目《周末编排》遇到资金困难时，他向巴菲特打电话求助。如果《周末编排》不能马上凑到5万块的话就得停播了。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多数人多少会掏点钱的。

但巴菲特的个性相当强，他说“不”时，一点儿也不会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钱也没掏。另一个朋友安。兰德斯常劝他不要把钱抓得太紧了。她说她尽了最大的力来劝巴菲特对“能为世界做点什么”感兴趣。

他干的就是积累，赚钱，赚钱，积累。但为了什么？他是买了架飞机，而且很喜欢。于

是我们以飞机举例说：看看这架飞机为你带来多少乐趣！如果你把部分钱捐出，你会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赚钱、赚钱，有劲吗？

巴菲特对慈善事业的嘲讽，有部分原因缘于70年代他与格林内尔大学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说服他加入了该校的董事会，巴菲特把这个依阿华州的小艺术学校变成了经济动力厂。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内尔花捐款中的1360万元买下了代顿的一家电视台，4年后又以4800万元卖出。但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学校以他不喜欢的方式花了这笔横财的一部分，这笔钱没被用来提高教育质量就被教授们随随便便地花掉了。

这使他对高等教育大倒胃口，虽然他仍为许许多多学生提供奖学金。格林伯格说：“沃伦宁可被钱噎死，也不愿意给大学写支票。”当他的母亲同布达拉斯加大学的集资人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连门都不开——虽然他是该校橄榄球队的狂热球迷。

巴菲特的慈善观多少有点像搞投资。他拒绝“多样化”，宁可把钱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监督他的捐款，因为他认为多数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东请朋友们去拉古纳海滩玩时，巴菲特提出了一个经过再三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们必须为某种事业捐款，你们选哪种？”

他好像是在为可口可乐寻找一种慈善事业，一种国内的，可以逐渐减少社会投资需求的事业。这种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对公共事业不太合适。因为需要钱的计划，比如医学研究很快就可以对病人产生效益。捐助人愿意承担一些损失。但其他的如高雅艺术，用巴菲特的话是“对所有人都有益”，却可能是件无意义的事。（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