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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却没有勇气。

我环顾四周所有空着的铺位。不是所有的人都遇难了，不是每一个铺位都代表着一个不能回家的人。究竟是哪些铺位，很难说。有四分之三吧，是哪些我不知道，除了那个沏茶的人。

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种我不曾知道的东西，此时释放了出来。我的身体感到了痛楚，但我的心里却没有。我觉得仿佛有人就坐在旁边，在哭泣，虽然我想安慰他，但却无能为力。

我感觉到船驶进了无冰的水域。冰块摩擦船体的声音突然停止了，船体左右摇晃了一阵，稳定后我们平稳地朝前驶去。我站起身，使劲砸门叫人放我出去。在这片混乱之中，我好像被人遗忘了。此时我听见奔跑的脚步声。舱口门被拉开了，我看见了天空。

风来自北方，朝海面吹，尽管刚刚下了雪，我们依然闻得到土地的气息。以前，我从没航行过这么远，远得闻不到土地的气息，因此也从没像现在这样重新驶回陆地的气息当中。我们在海上逗留了6周。比卡伯特从布里斯托尔出发到博纳维斯塔角所花的时间要多出一周。我不仅能闻到土地的气息，还能在空气中尝到它的味道，夹在风里吹过冰面的那种铜矿石的味道。很快，我就能闻到城市的味道，看到天空中那片柴火燃烧散发出的烟霾了。从山上的那一排排建筑当中，纪念圣徒约翰的长方形教堂渐渐地变大了起来。我无法相信这城市和这冰海同属于一个世界。前者看上去是如此的理智、可靠，在那里不仅暴行不会发生，而且还以别的什么方式制止它们在别的地方出现。

我抬起头，看见信号员正站在峡口那座小山上的堡垒上挥舞着信号旗，朝阿默斯特堡灯塔上的看守人和那些领航艇的艇长挥舞。雾号　开始响起，直到我们靠岸，雾号响起刚几分钟，教堂的钟声便敲响了。

下午早些时候，就在我们靠岸前的几个小时，圣约翰斯城的人们才得知我们找到了〃纽芬兰〃号上失踪的人。此时，谁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只知道有些人活下来了，有些人却没有。还有许多谣传：说唯有〃纽芬兰号〃在暴风雪中安然无恙，从其他船上救起的人都上了这艘船。不知道自己丈夫早已罹难的女人却在安慰那些丈夫幸免于难的女人。

我们的船降下了风帆，升起了半旗，喷着蒸汽，缓慢地驶过冰层，身后留下一条延绵数英里长的宽阔的水道。我独自站在甲板上。头顶上，桅杆、横杆、索具像是搭起的一副巨型脚手架，上面站着渺小的人影，一动不动，暴露在天空之下，这暴风雪后的天空满目灰白，将持续好几天。像船队出发时的那样，他们站在横杆上，离下面的冰层至少有100英尺，双手抓住绳梯，梯子上还坐着另一些人，像是儿童在荡秋千。黑烟从高耸在船中央和船尾之间的那根烟筒里冒出来。冰太厚了，冻得太硬了，船加足了马力几乎依旧没动。但最终我们还是冲破了峡口附近的排冰。索具上的那些人此时通常要下来的，但此时却仍然站在上面。

来码头的人要比前来参加船队出发仪式的人多出一倍。全岛的人口似乎接到了撤退的命令，都来这儿等待某条巨船的到来。有的人衣衫褴褛，从山上的排房走来，山坡很陡，即使路上没有积雪，你也不得不一路小跑。在这样的日子里，路很滑，你最好还是在没膝盖的雪中行走，不要在街道上冒险。有的人穿着考究，从山边的房子和城中河边的房子走来，有的围着皮围裙、穿着工作服从沃特大街的作坊和海港街上堆满鳕鱼的商店里走来。来的人真多，有的人只能挤进〃羊肠小巷〃，就是从沃特大街一直通往船坞的那些小街道。有的人站在房顶上，平台上，三五成群地把头伸出窗户外。

我们停靠的泊位是领航的艇长在听说我们即将返航之后事先空出来的。因为这场暴风雪，就连有遮有栏的海港也差不多被冰给堵塞了，不过，从峡口到船坞，人们开辟了一条通道。

一开始，人群静得可怕，但很快便响起了一阵乱哄哄的询问，核实消息，嘀咕传言和猜测。我没有看见一个我认识的人，不过后来我发现了前来迎接我的人…我的家人、报纸的发行人，还有菲尔丁。得知我是不许下船的，这才让我母亲强撑过了这场暴风雪。

跳板放下来后，警察为一群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厚大衣、蓄着浓密八字胡的公司头目让出一条道。〃纽芬兰〃号就是这家公司的船。首先，受伤的人被抬了下来。两位捕猎者用担架抬着一个双手捆满了绷带、脸上被冻起水泡的人走下跳板。那人小心翼翼地把双手放在胸前，呆滞地盯着人群，好像视而不见，被两个捕猎者抬着穿过人群朝印有红十字的棚车走去。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