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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里，没人比他更符合我对于一位知识分子形象的设想：他既生活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英国记者伊恩·哈尔格维斯这样描述他在剑桥的公共汽车上目睹的约翰·格雷—“（他）朝向车尾而坐，神情空洞地盯着前方。这是那种不会被其他乘客打扰的恍惚表情。” 眼神中的空虚感丝毫不影响他的友善与专注，他也并未如我想像的那样滔滔不绝乃至喋喋不休。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怪异，尽管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富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源源不断地发表出耸人听闻的言论，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一派攻击的标靶，而他则可能毫不犹豫、毫无羞愧地抛弃掉自己曾经所倾心支持的立场。 “柏林墙的倒塌与双子塔遇袭间的12年将被视作错觉的年代。”在“9·11”发生后13天，约翰·格雷在《新政治家》上言之凿凿地写道：“（这个错觉）全球化年代已经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大胆而又不容置疑的判断像极了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或是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创造的“文明的冲突”。这些简洁有力的标题，使人们自然地忽略掉其更深层与复杂的推理过程，它们都被轻而易举地广泛传播与误读。格雷以他著名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强调，贯穿在12年间的“全球自由市场”与之前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一样，不过是某种灾难性的乌托邦。而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不过再次证明了全球化并非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我们的历史，在“9·11”之后，将告别纠缠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就像格雷所说，“为宗教、种族、领土与日渐稀少的资源而战。” 步入艰难时期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纯粹以石油为目的的战争吗？尽管约翰·格雷说他不知道是否一定会发生战争，但“依我所见，这将是自越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远比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大得多。”格雷相信，海湾战争是一场100％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而即将展开的这场战争，石油只是40％的因素，它仍带有某种强烈的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大胆地预测道，21世纪的战争将主要由争夺日渐稀缺的资源而生。“在中亚地区，为争夺石油控制权的大国游戏将恢复到19世纪那样。海湾地区，贫困与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不断高升油价来得以生存，而富裕的国家需要不断下降的油价以确保繁荣。”在格雷忧郁的眼神中，马尔萨斯，而非乐观的启蒙思想家，才道出了我们面临的未来。 似乎没人能够认真地对待约翰·格雷先生，尽管每个人都不放弃每一次可以攻击他的机会。在“9·11”周年纪念前后，格雷对于“全球化已经终结”的判断被《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作过去一年中“流传最广的谬论”。因为全球化进程，包括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并未发生人们最初猜想的那样逆转。 但在2002年底接受采访时，格雷说他看不出修正一年前说法的必要性。因为“事情的确发生了转变，美国正在抛弃全球自由市场的模式，它放弃了它曾经奉行的理论，现在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安全问题又回到了早期的样子……”格雷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在步入另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在经济层面尤其明显，美国经济的恶化很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就像他之前所说的：“随着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崩溃，一个正在深化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就是人类的前途。” 很少有人会真正严肃地对待约翰·格雷的忧心忡忡，尽管他常常占据着公共话题的中心角色。他是今日英国最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之一，他高产的议论占据着《卫报》与《新政治家》这样的大众媒体的显著位置。如果你喜欢排名的话，他刚刚在2002年底被《泰晤士报》评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十位思想家之一。&nbsp&nbsp&nbsp&nbsp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2）

频繁转变的立场 但是，神态优雅的格雷先生被某种不恰当的喜剧色彩所包围，因为人们实在搞不清他的判断何时又会发生转变。罗伯特·斯基德斯基勋爵—三卷本《凯恩斯传》的作者，在评论格雷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伪黎明》时写道：“格雷的知识立场转变已经成为传奇。在20世纪70年代，我被告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80年代，他成了撒切尔的热情支持者。（一次铁夫人对我说：‘约翰·格雷怎么了？他过去是我们的人呀。’）接着他采纳了时髦的共产社会主义。从他最近的一本书（《伪黎明》）来看，他是马克思所说的‘反动派’—希望破灭，却对灾难有着生动的理解。他充满激情并光彩照人地扮演每个角色。这使我们很难知道该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