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页)

的会员、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成员，同时兼任《外交事务》杂志的书评编辑、美国总统生物伦理理事会成员。&nbsp&nbsp&nbsp&nbsp

历史并未重新开始（1）

在弗朗西斯·福山2003年3月8日离开华盛顿前往中国的那一周，《经济学人》的封面上是山姆大叔神色紧张、双目惊恐的身陷书堆的漫画。《让我们去伊拉克》、《牛津邪恶词典》、《国家重建初学指南》、《###的扩张》这样名称的著作将他紧紧包围。这期杂志的社论是《Taking　on　the　world》。“他的脚底下，你可以看见《历史的终结》”，福山在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的讲演以这种自嘲开始。 被习惯性地蔑视为缺乏教养的布什政府正在被迫学习理论来支持他再造世界的雄心吗？尽管对伊动武的时间被一拖再拖，甚至希拉克在2003年3月10日表示不惜动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的行动，但谁都清楚，战争已不可避免。主要的战争很可能在短期内就结束，更多的探讨已转移至美国将伊拉克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进而引发一场重塑中东的连锁反应的问题上。新闻记者与半调子历史学家，已急不可耐地将之与美国在二战后对于德国和日本的改造进行类比—它们都已从战争制造者的极权体制过渡成稳定的民主政体。而一个遵循了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的中东，将有效地消除它潜在的不稳定性—催化恐怖主义、油价的变数，乃至巴以冲突…… “这是一场赌博”，尽管与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及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弗威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前者曾任教于同一所大学，与后者曾共同在里根政府任职），并坚信民主政体与自由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终级模式，福山仍对于这场行动保持某种谨慎：“在德国与日本的成功是否适用于阿拉伯国家，对此，我也没有答案。”福山分析说，伊拉克有一些优势，因为它不像阿富汗一样长期处于###状态。它拥有政府的根基，有现成的公共服务系统，还有石油资源。尽管他不相信它在短期内就可以成为一个民主政府，但以更长远的眼光看来，这仍存在可能性。他相信学者与官员们花了过分长的时间来讨论阿拉伯是否能接受民主政治，但某些例证已提供了一些明证，比如土尔其成功的世俗化。 福山拥有典型的东方气质。他1952年出生于美国，父亲是一位杰出的日本学者，参与建立了京都大学的经济学系。他沉静得不无拘谨，偏矮的身材使他行走在人群中时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也是，我在他被簇拥到演讲座位后，才看到那张著名的面孔。他的衬衫领子不太顺从地略微突出来。当讲话开始时，他的双手交叉起来，并形式有限地作出手势。他的声音强度与速度也被控制在一个相对平均的维度，这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学术讨论会式的讲演人，却不是个引人入胜、善于插入幽默的情绪调动者。 福山安静的个人气质，与他的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热烈讨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如今的时代，很少有几位以思考和写作为业的人比他遭遇过更多的攻击、引发过更多的争论。在过去的13年间，他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像一桩新闻事件，总是触及到我们世界正在面临的根本性转变。纯正的学院派可以攻击他的思维体系漏洞百出、过于通俗。在1989年提出“历史的终结”时，他也很容易被视作是一位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但令人惊异的是，与大多数名噪一时的学术明星不同，他一直顽强地活到今天，他的影响力几乎未受损伤。尽管这种影响力常常被简化成某种符号，就像人们常常在“文明的冲突”与萨缪尔·亨廷顿之间划上等号，而忽略了亨廷顿所要表达的具体观点与复杂的论证过程一样，弗朗西斯·福山是与“历史的终结”紧密相连的，也尽管福山要一遍遍地重复，“历史的终结”实际是由黑格尔而非他本人创造的。 关于福山的一切故事是由1989年开始的。这一年，37岁的福山成为新成立的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这是他第二次为政府工作，上一次他是以中东事务专家的身份进入国务院，那是1981年的里根政府，当时的政策规划处主任是Paul　Wofwitz。时年28岁的福山刚刚从哈佛政治学系毕业，他的导师之一是塞缪尔·亨廷顿。在此之前，他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古典文学，遇到了给他影响至深的阿兰·布鲁姆。后者引领他进入了科耶夫的世界，而科耶夫因诠释黑格尔而著称。多年之后，他回忆说他对于人类本性的认识是源于布卢姆的。接着他来到耶鲁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并在巴黎进行了短暂学习（甚至像海明威那一代一样写作了一本小说，当然，它从未发表），那时是罗兰·巴特与雅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