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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仍是英国社会最受尊敬的职位之一，它像大洋彼岸《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一样，是全球新闻界无可置疑的领袖之一。 “人们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他是一个外来者。”除了是第一位外籍总编辑这一点，罗伯特·汤姆森与鲁伯特·默多克之间的关系同样引起人们的猜测。同时拥有《太阳报》与《泰晤士报》的默多克长期被视作是一名“掠夺者”，“一位拥有了媒体权力却缺乏相应责任感的无耻商人”……20年前，他与《泰晤士报》传奇总编辑哈罗德·伊万斯的争执被后者描述成是一场“藐视编辑独立”的背信弃义之举。今天的汤姆森不无俏皮地说，当时他不在场，而哈罗德·伊万斯在《Good　Times，Bad　Times》中对默多克本人的记录与大多数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恰恰相反，默多克先生真正的关注是如何将《泰晤士报》变成一份伟大的报纸，而非只盯着预算。“对，我为此感到骄傲。”汤姆森重温10个月前，他确切得到这个职位时的感觉，它有效地将他从另一种沮丧中解救出来—作为《金融时报》美国版的主编，他是《金融时报》总编辑职位的有力竞选者之一，但这个位置最终被给予了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尽管从不喜欢成为明星，但美国的5年经历却使罗伯特·汤姆森成为了真正的媒体明星。他经常出现在CNN、CNBC的财经谈话节目中，他是美国商业记者协会的主席，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特别顾问，还是艺术协会的领导人。作为《金融时报》美国版的创办者，他使《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发行量迅速增长，他本人也因其与众不同的气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我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声誉和形象”，汤姆森解释说，他的公共活动主要是源于职位的需要。但他在《金融时报》的成功能够确保汤姆森先生领导的、自我承认常常“羞涩”与“紧张”的《泰晤士报》走出困境吗？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份报纸因伟大的传统而保持着卓著的声誉，但后来却越来越失去其影响力。它68万的发行量比起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100万的发行量要相形见绌。《每日电讯报》与《卫报》都在纷纷猜测外来者汤姆森到底意味着什么？前者会讥讽汤姆森不无怪异的言行、他明显的驼背以及他的中国妻子与他的“中国味”。后者会关注他那类似旧式花花公子式的衣着，他不习惯穿新闻界习惯的蓝色与灰色，而喜欢棕色的阿曼尼……他们会共同引用《泰晤士报》内部员工的看法，“是的，汤姆森先生有点神秘”，他没有像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就像他自己说过的，他有点不可预料。 但几乎每个与他共事的人，都会说他是个好人。他的确是个好人，在他那光线有点昏暗、布置有点破旧的办公室内，他态度的友善程度令人吃惊。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北京的工作经历至少使他记住了“你好”怎么说。在他咳嗽时，他说“金嗓子喉宝”的效果很棒。他还说他认为《黄土地》比《红高梁》拍得更好。他安静，他耐心，他的回答常常过于简单。他笨拙，他的西装也我没有想像的那样光鲜。他不是电影中那些典型而伟大的新闻人的形象—精力过分旺盛、大声训斥、行动有力、雄心勃勃……但他的确保持了某种正逐渐消失的新闻从业者的气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那种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旧新闻人。17岁时他成为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的Copy　Boy，他熟悉报纸的每一个细节；他依靠经验、直觉，而非牛津或是哈佛大学的教育来理解这个世界。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一直在期待他能够以更华丽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自己与他领导的报纸，但他却总是从更具体的细节开始阐述。他讲述在过去的10个月中，他怎样开始改观了《泰晤士报》，使它的发行量增长至70万份。他一再强调，新闻业的基本尝试，就是如何更客观地呈现事实。他说“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能得以佐证”。但他希望《泰晤士报》打破这种习惯性的偏见，使我们接受真相，而非成见。他不愿流露出我渴望见到的那种“历史使命感”与“全球性的勃勃雄心”。对我提到的该报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总编辑托马斯·巴尼斯与约翰·德兰尼缔造的伟大传统，他似乎也并未感到某种压力，前两位使《泰晤士报》变成了19世纪英国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它推动法案的通过，利用舆论终止战争。而德兰尼先生则更使他本人成为权力的中心，他与政治人物交往甚密，他将这种内部消息变成了影响剧烈的公共舆论。传说一位《泰晤士报》的员工曾自豪地目睹了德兰尼在街上骑着马，而他的两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