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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军里至少已有两次大起大落。后来，在毛逝世以后，他终于成为中国的领袖。有人问一位知情的中国人：邓小平坦率而固执，这使他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党内纠纷，那么人民究竟是如何看待他的？　这位中国人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得过他。”

当邓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他陷入了困境。该县正在搞“肃反”运动，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运动中搞的清洗运动之一。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成立了一个亲国民党的组织，叫做AB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许多年青的中国爱国分子都曾加入过AB团。

一九三零年，当许多中国青年从苏联回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党的保卫人员就要他们交代过去曾参加过的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曾参加过AB团。一系列的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使得保卫人员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企图渗入共产党队伍的特务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这一危险的胡诌尚未全面传播开来，便发生了三四千名AB团嫌疑分子被逮捕，许多人被枪决的所谓富田事件。

由于国民党造谣说它有地下组织（实际并不存在），更增加了人们对AB团的恐惧感。党的保卫人员采取逼供手段，使数百人无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团的成员。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坐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

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对所有被关押的人进行详细的审查。大部分人恢复了原职。如果发现他们滥用职权或犯了错误，则予以撤职。周恩来在一两个月后抵达苏区时，也支持采用同样的办法。在制止这种疯狂行动的过程中，邓小平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其他党的干部的协助。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杀人的现象停止了。

那些被捕者被称为“隐藏在党内的故人”。所有这一切同二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时间不太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成为其“红色首都”。几个月之后——邓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他被调离瑞金，去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会昌县委书记，紧接着又兼任寻乌和安远县委的书记。这听起来相当不错，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二个县都是不久前才获得部分解放的新区。当时红军并没有占领这二个县的县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此时，博古及其反毛派开始接管中央苏区，发起剥夺毛的剩余权力的运动。

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AB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让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　（李维汉　）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线”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罗迈是党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