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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去的强有力的论据。他认为，他最终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他把米高扬送回莫斯科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是这样答复斯大林的：“凡是劝说人民怜借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周恩来象领导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外国通”。他在法国和德国度过多年，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岁月也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要长。他对外部世界见多识广。在文化方面，他对巴黎也许比对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兴趣。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在青少年时代双脚沾满牛屎，也不象毛泽东那样熟悉农村的习俗，更没有毛泽东那种中国农民的天性。周恩来与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侣，在欧洲和中国大城市的共同经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这种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显而易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政治观点和作风上存在着、而且将永远会存在分歧。毛很“土”（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词），他是个乡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来到上海码头，向那些去法国半工半读（他本人也积极地参与制定这个计划）的最好的朋友挥手告别。但他自己却没有同他们一道去。

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早就有所猜测。有的人认为他因为没有盘缠而回去了；或者是因为学习法语有困难，或许是因为他与那些穿着比他讲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这些解释看来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辈子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历史学家李锐认为，毛从未打算过出国。毛认为他的朋友应当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带回中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国。要是他出国的话，留在国内的领导核心就会分崩离析。

李锐认为，毛泽东那时就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和重建，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靠他，他一定要当领袖，因而感到有责任留在中国。他对西方并末表现出应有的兴趣。李锐觉得，这是一个缺点。

上述情况在毛泽东的整个生涯中都起著作用。“洋包子”与“土包子”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和关系紧张。有的人认为，毛历来妒忌周思来的处世手腕，后来还妒忌他的国际威望。尽管如此，这两位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盟却是牢不可破的。他们两人相辅相成。毛是哲学家、诗人，头脑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　直至生命最后几年　）他还是位善于用人的天才，不断地把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变成有用的盟友。周恩来则是一位实干家、外交家、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管家”。

多年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早已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当用依靠其敏捷的思维、雄辨的口才和大无畏的勇气度过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难关　（毛却坐视不救　）之后，他感慨万千地谈到毛泽东：“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得象他那么好。”我相信他这番话是完全真诚的，是肺腑之言。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这样认为。但是，他对毛的晚年几乎使他本人和整个中国遭受灭顶之灾的大动乱是怎么想通的，我却无法想象。常听到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说，周是位十全十美的朝臣，是忠实可靠的政策执行者，是位务实的行政管理大师。尽管毛有时心血来潮，无法无天，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却稳稳地把握住了国家的航、程。除这一切之外，他还具有许多可贵的品质，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他事无巨细，对人和蔼可亲。长征途中，他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当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医院里奄奄一息而身旁没有任何亲友陪伴时便大发雷霆；在他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