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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机枪等共计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三支。其中，六百五十一件是轻重机枪。有三十八门追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一百八十万零一千六百四十发子弹，二干五百二十三发迫击炮弹和七万六干五百二十六校手榴弹。

这是一支强大的部队，但它的对手却是比它还强大许多倍的军队。据红军指挥员们估计，蒋介石纠集了大约一百个团三十万到四十万人来对付他们。总参谋长刘伯承估计敌人总数为四十万。八军团的莫文骅说，“粗算一下”，人数有三十万到四十万。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红军青年团领导人，他估计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达三十万。

蒋介石了解到红军活动的动向和规模后，当即组织部队去遏制红军。十月三十日，他命令两位可靠的中央军将领薛岳和周浑元带领四个师，配合广东的一支南路纵队和湖南军阀何健率领的一支西路纵队，去攻打红军。

两周之后，蒋改变了主意。他封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并提出让何键同薛岳和周浑元会合，诱惑并消灭红军于湘江。湘江由南向北，流经广西进入湖南。这几位将军共有十五个师约七十个团的人马。蒋要求广西和广东军阀（他们还有三十多个团）协助把红军拦截在湘江前的全州、兴安和灌阳三个城镇，长约八十英里、宽三十英里的三角地带。

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两广的地方军阀在同红军交战中会受到严重削弱，从而给蒋提供一个吞并他们的良机。

踏上征途的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它不得不勇往直前跨过湘江。过了江就必须按预定目标挥师北上，同湘西的贺龙和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红军的路线，这就是两个月以前六军团经这里同贺龙会合的路线。

五十年后，一九八四年时曲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当年是六军团的一名二十岁的农民战士。他回忆说，六军团绕道去道县，然后一直向西走，在兴安附近过江。他记得当时“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说：“经过一些战斗，我们占领了一个山头，越过这座山，到达江边。江上有一座浮桥。我们从桥上通过，到黄昏时刻过了江。我记得当时士气很高。”

是否有人暗地里对广东和广西军阀打了招呼？　没有可靠的证据，可是六军团的行动没有引起广西方面的丝毫反应。就好象有人向他们说过，“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下你们的道路”（也许有人说过这些话）。

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处于强烈反共的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的地盘。尽管白崇禧极其仇恨共产党，但他也害怕蒋介石，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保存自己。他不愿意上当受骗，不让蒋介石借机削弱和搞垮他。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秘密“安排”，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湘江，翻越前方湘桂交界的五岭禁区？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探索。

没有人提起过周恩来同广东独裁者陈济棠之间有什么秘密交易这样的具体事情，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存在一项谅解。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至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何键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起全面负责蒋介石中央军的指挥大权。国民党的主要将领薛岳沿共产党军队的右翼或北翼移动，与往西行进的共军平行，并从北面拦截他们。周浑元则在共军的后面不断骚扰他们。

红军以其通常的队形向湘江挺进。林彪率领的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几乎是直线前进。九军团正好在行动缓慢的中央纵队前面。中央纵队现在已减轻了一点负担。不少挑夫开工小差，把包括戏装和道具等在内的重担都甩掉了。

八军团里集中了许多夏季入伍的新兵。这个军团在军委和中央纵队的左翼行进。博古、李德、周恩来、末德、洛甫和毛泽东等多敌军事领导人都在这个纵队里。

跟在这个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