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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其他共产党人，首次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出悲壮的人间戏剧。这些共产党人是一年前到达陕北的，他们经历了七千多英里的行军，战斗，他们挨饿，受冻，他们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广阔地区，横渡了二十四条江河，据毛计算共翻越了一千座山。

据说一方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约有八万六千名男女战士。一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可能只有六千人与毛一道抵达陕北。 我首次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长征。许多中国人也是从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中得知长征的，这本书使我，也使成千上万的人思潮澎湃。当时斯诺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他曾经想写，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于一九七二年首次到达中国。随后，我与中国通谢伟思联名向现以故去的周恩来提出沿毛所率红军进行长征的路线采访，并撰写长征纪实的建议。在此以后十几年里，这一建议又反复提出过多次。

建议如石沉大海。那时正是毛晚年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也是“文革”和“四人帮”当权时期。毛的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同志们，那些曾经在困苦和流血牺牲的战斗中休戚与共的人，都被整的七零八落。许多人离开了人世；许多人在“文革”的恐怖之中去世。有些人是被害而死的；许多人还在监狱里饱受煎熬。那些年，谁是长征英雄，谁就会被那些争当毛的接班人的人戴上罪魁祸首的帽子。

要在那种情况下描写历史是没有多少机会的。即使在一九七六年毛逝世，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死党被捕与受审之后，我也未能迅速打开通往长征之路的大门。只是在邓小平逐渐掌权，老英雄们得到甄别平反并担任要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历史逐渐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之后，沿长征路线寻访的计划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那些年变化很大，但我要记录长征史实的决心没有动摇，只要力所能及我就要实现这一计划。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通往长征的大门敞开了！我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我可以沿长征路线旅行，走遍二万五千里，一里也不少。后来我听说，这一决定主要是两个人作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长黄华。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我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对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有些死于“文革”）的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们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采访。不久谢伟思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我们踏上了寻访长征路线的征途，陪同我们的有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长征历史学家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高级译员张援远。

我们飞往长征开始的江西省省会南昌。我们考察了共产党人最初扎根的边远山区采访了参加长征的几十位男女幸存者。我们的脑子里很快就装满了种种危机和冲突的故事，这种危机和冲突都足以使长征成为毁灭性的撤退。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程。我们沿着红军的路线走下去。不是每一段路都走到，而是这里略一段，那里跳一段，特别是跳过了贵州境内的部分迂回路线，同时还常拐出去看看非中央红军部队经由的地区。我们从金沙江渡口穿过离西藏不远的火焰山和狮头山，沿着一条崎岖小路攀登了一番，然后骑着骡子和马从群山中穿行，以感受一下红军旅途中筋疲力尽的情景。在翻越雪山时正值五月底。小路穿过莽莽雪原，伸向可怕的草地。那里与帕斯钦达耳一样，有多少人滑人了无底的泥淖，并把伸手拉他的人也拖了下去，一道去见阎王。

此次的行程为七千四百英里，在大路和小径上乘坐吉普、面包车和越野车旅行，历时两个半月。随后又不断地进行了采访。我们于一九八四年秋又到中国去了一次。

只有到实地旅行才能感受到毛泽东及其男女战士所经受的艰难困苦。那些地方至今还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宾，村村镇镇中没有人记得曾有外国人来访过。

没有一个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过这样的旅行，近期内也不大可能有人这样做。

本书记录了五十年前的长征，资料是从数百次采访以及文件和档案中搜集来的。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作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