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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财富而把大约“1500万非洲人”捕捉，用船只运来西半球。
这些黑奴的家庭被拆散，男女被分开，挤在甲板下。“那里的高度有时候都不到5英尺”，需要航行“6到10个月”。在这么局促、苛刻的条件下，“历史学家们估计大约有200万奴隶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丧命”（57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部分，则介绍刚刚出现的电视“改变了美国人的休闲习惯”。由于市区拥挤、上下班不方便，不少大企业开始在郊区建立总部。新技术出现后，人们又可以“远程工作”了，在家里办公，“靠因特网、电话和传真与外界保持联系”（725页）。
这些新技术、新思维，以及随之而变、与之适应的新机制等等，对文学、对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实体到形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似乎不如变化本身那么富有戏剧性”（723页）。
就在这些不动声色的描述背后，我们留意到的是“人”为本位的自由理念。
一切“进步”应以“个人”的便利、安全、自由、愉快和社会资源的低消耗与更加有效、更为优化的配置为准则。
推进它们的因素，则是完全自由的市场背后之利润的最大化。
中国人通常有一个误区，以为只有大河满了，才有小河的满，其实这是一种“忘恩负义”、颠倒本末的看法。
想想看：为大河输送水流的是谁？
是千千万万条小河。
所以，应该是先有小河的满，才有大河的满。
也就是说，大河的满不满，要以这些小河河水的多少、深浅为依托。
这方面，历史对我们的教训恰恰是最为深刻的。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的“*”时期，中国的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市民生活必需品实现定量、票额配给制，农民则是集体分配制。有限的供应即使在风调雨顺、政治宁息的年代，也只能使广大民众处于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
原因在哪里呢？它缺少了什么呢？
我认为，它最大的缺席正是作为自由个体的“人”的缺席，正是想堵死所有小河积水，而试图集中全部力量，挖一条亘古以来、全球最大的河，以为先让这条大河满了，才能济救分岔纵横的亿万条小河里流水的不足或干涸状态。
孰料事与愿违，在一条大河里共吃“大锅饭”的日子，调动不了“个人”创造力、积极性，缺乏利益上的动力，那条河怎么也挖不大，储蓄的水量怎么都高不上去，弄得平民百姓苦不堪言、穷困潦倒。
现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谁都不是超人，社会大众绝大多数都是俗人，驱动他们迸发智慧、才华、力量的最佳要素，是个人利益，我们不应鄙薄这种利益力量，相反，应该正视它，为它制定公正、公平、透明的规则，并把它向着优化人类文明福祉的方向，作良性的引导。
政府的要务不在别的，就在于从赛场上退出，只当裁判，制定规则，维护规则的公正、公平与透明。
美国人的历史显示，它的政府在这方面是称职的。
《美国语文》里所选范文，愈是早期，愈是突显了这些方面的思想内容，以说明公正、公平、透明之人道、文明的“和平法则”，来之不易，那是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杰出而智慧的头脑，和牺牲与奋争精神，在特殊条件下有机化合，得到多数民众理解、支持的结果，最终也赢得了全世界文明人的共同仰重，纷纷效仿。
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都应记住这些光辉的名字：既是政治家又是启蒙人物的本杰明&；#8226；富兰克林（《国家的诞生》第一、第三课、第四课》）、托马斯&；#8226；潘恩（《国家的诞生》第二课）、托马斯&；#8226；杰弗逊（《国家的诞生》第二课）、亚伯拉罕&；#8226；林肯（《分裂、和解与扩展》第二课），政治家华盛顿（123页）、亚当斯（123页）、帕特里克&；#8226；亨利（《国家的诞生》第三课），哲学家爱默生（《国家的发展》第一课、第五课）、梭罗（《国家的发展》第六课），神学家爱德华兹（《文明的交会》第五课），军事家罗伯特&；#8226；E&；#8226；李（《分裂、和解与扩展》第二课），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马克&；#8226；吐温（《分裂、和解与扩展》第四课）等。
文学史之成为文学史，在美国人眼里，不仅应该包括上述这些著名人物，还应包括那些民族传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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