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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难实无以复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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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已有及早引退与隐遁之想（1）

陈布雷在陪都重庆后期（自1943年到抗战胜利），一方面是为了抗战，一方面是为了报蒋知遇之恩，带病工作，内心仍极痛苦和矛盾，时时作引退和隐遁之想，而且经常自责自问，回顾从政几十年之心境，在日记中杂感、回溯最最明显。

如1943年7月20日有一“杂感补记”颇详而真实：“余体质荏弱，学问无根底，而性情过执，感觉敏锐，且行动最苦羁束，不能堪紧张繁复之生活，及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后，以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自二十一年到南昌，次年受任侍从室职务，初虽不惯，后亦安之，自谓此职较之其他独当一面之职务于我尚属比较相宜，且介公左右，有一比较淡薄而无企图之人，以文字给乎其间，或亦有此必要，而我能有所裨补，然自三十一年以后，抗战局势日益开展，已自觉此职非余所宜久任，以魄力不足学问不足，而体格精神更不足也，入今年来则自觉不适宜之点更多，其最大症结为接触承办之事务单位日多，一般同志之作风喜向外铺张，而余为主张收敛范围，趋于平实之一人，此于调协见解，不免劳而无功德，徒然结怨，再则介公以精勤惕厉之心，入本年来屡次暗示扩张侍从室之业务，且从种种方面督率侍从室向愈紧张愈繁复之途径以趋紧张，已非所胜，而繁复纷冗，治事益棼，更为余内心所不敢苟同者，此数月间内心痛苦，要以此事为最甚，辄复记之。”1944年10月10日日记中陈布雷又作了一简短回顾：“……今日为国庆日……念光阴迅速，匆匆三十二年，当武昌起义之时，余适在天铎报，少年意气凌厉，曾撰《谈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缘，许身党国，今建国之业未就，而余已年逾五十，居机要之职位，无丝毫之贡献，不禁感慨系之……”。陈布雷在自我回顾自我反省同时也常常摘录一些别人著作中之心得体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修身，如1944年4月7日日记中就摘录了黄岩柯君之著作《修省杂纪》并自我说些心得。“△天下无苦境，亦无逆境，问其人能否顺受，能否利用。△病从劳来，则纵以逸；病从逸来，则故使劳；病从悲起，则慰以快，（余以为病从忧生）宜养以宽；病从静得，则处为闹；病从闹发，则处以静，（余以为病从闲，即空虚寂寞而仍放不下繁思杂虑，得宜药以事。无论看书、作文、访友，乃至写信均可，使此心有所寄托而凝聚）。△人生之所以不能无疾病者，一由于醉梦富贵心，二由于怕老病死心，三由于荒嬉贪嗔心（余于一、二两者庶几可免，惟名心太切，执著太过，要好之心太强，而力不足以副所愿，则戒之应在贪嗔心也）△最能透明事理处，在每天黎明两小时。△四时花木，四时风景，四时食物，以及人生过程皆造化所以赐人，日新情趣能领略之，都为乐境。”7月7日陈布雷在记下了一身之病后说：“……五十三年不应自叹哀老，以此三年间，实已年不如年矣……”陈布雷连纪念典礼也请假未去了。7月10日，他在日记中自嘲自解了一番：“……今日心神怡定，不看书不访友，亦不作他事，惟与家人闲谈，游行田野间，以畅胸臆，自念在此战时，余之处境远较他人为忧裕，而公私之际，自问亦能依原则做人，不改十余年之初衷，天之待余不薄，余之自待亦应黾勉勿辍也……”1945年陈布雷在休养中，年初就写了《新春杂记》，洋洋二千言，直抒心胸，袒露心迹，这杂记最能说明问题。

新春杂记

△余今年五十有六矣，检点往事，去日苦多，读书无成，作事无恒，修身立志，亦未能刚毅自强，而浪窃虚声，蹉跎遂至此日，古人有言，壮不如人，余今且老矣，时事日艰，工作日繁，如何能作此负荷乎！

△世上誉毁，只宜作参考自省之资，至于个性长短则如昔贤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惟疾病亦然，人之病弱，决不能以貌测，譬如我等神经哀弱者，有的未尝不面色充盈，然而脑力竟有不能使用者。自本年一月以来，常患脑眩目昏之症，脑力衰竭常如无源之水，往往写一短文对纸茫然，久久不就而且思虑不能集中，记忆力亦锐就减退，余之基本工作，在于整理文字，长此以往，何能胜记室之任。

陈布雷已有及早引退与隐遁之想（2）

△世人视我为愚人亦可，诋我为孤僻为骄傲亦可，甚至斥我为庸妄亦无不可，然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盖此正我之短处，若问何以能宁静，能淡泊无竞，则请试观学校内家庭内之弱儿，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