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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这时也进来插嘴说：“张汉卿老早是有打算的。前次他和端纳随我们去昆明，他就劝过我不要去西安，说那里气候干燥，风沙大。也劝端纳说，年龄大了，出门太辛苦，不必去西安了。这是话中有话。”

“张学良来洛阳接委员长时，对委员长陈述士兵不愿打内战，自己掌握不住，要请委员长去解决。”汪日章说：“这原来是一个阴谋啊！不过他可并不存心要杀领袖的。事变时，我在睡梦中被乱枪惊醒，子弹从窗门飞进来，当即被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所俘，我和毛庆祥被点名押去，以为去枪毙，那时也只好置生死于度外了。后来张学良来解释说，除了兵谏，别无他图，说委员长备受保护，大家不久可回去。12月25日，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笑着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可以回去了。’”

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对张、杨训词时又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是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对于蒋介石被扣，陈布雷是同情的；对于张、杨这种兵谏的行为，他开始也认为是犯上。但是当他了解内情之后，又感到张学良并无作乱的意思，也没有“弑君”的企图，特别是亲自送蒋回来这一举动，陈布雷认为张学良态度磊落。可是现在要对张学良审判，他又感到不是滋味，他的书生气又发作了。“政治啊，政治！”陈布雷很烦恼，他感到这一切都像在做戏……

这一切都是陈布雷的内心矛盾，而对蒋的忠诚与正统思想的统制，对整个西安事变态度是完全依附蒋介石的思想的，而且竭尽全力在舆论方面为蒋介石做足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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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1）

左舜生有一回忆说：“西安事变爆发，布雷于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后，过余寓长谈，对事变前途，表示充分忧虑，认###与轰炸为操之过急；对冯玉祥态度更不放心；并告余曾力阻蒋夫人前往西安，已为所拒。余乃根据种种事实与理由，告以决无危险；盖张性冲动而顾虑甚多；张、杨临时偶合，决难同恶相济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实无加害于蒋先生之必要；蒋夫人能使紧张状态趋于缓和，有利无害；宋子文与张私人关系不恶，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布雷于余说亦首肯，但余视其出门时之面色，似仍疑信参半也。事出非常，当时全国谁不焦虑？谁不悲愤？布雷先生对领袖一片忠心，虽感忧虑，却做了不少工作。如不同意《大公报》张季鸾先生运用某方的外交力量的主张。因为请求他国过问一国的内政是引狼入室，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事，而要他在报上拥护中央###立场，因此，《大公报》接连有四篇评论：12月14日《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提出三点：（一）须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宽容不咎之前提条件。（二）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镇定团结，维持大局；同时宜考求消弭内忧之方法。今日为中国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试验，切须避免西班牙之覆辙，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16日评论：《再论西安事变》一文，再提出三点：（一）深望阎（锡山）副委员长以代表晋绥前方将士资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诚劝告，以图挽回。倘其有济幸也；其必无济，亦可使全国同胞，洞明真相。（按当时晋方态度不明）。（二）盼一般学术名流与全国纯洁青年，对此危机，应有贡献，应保持完整之中国，自力更生。（三）务应避免战祸。在京陕籍人士应设法与西安通信，邀同西安各界共同劝告张、杨，速复主帅的自由。末谓自12日起国家应付国际环境之地位，顿时减却其主动的力量，充其推演之极，可招致亡国之祸而有余。故吾人深望全国人士俱竭尽能力，共图减轻及缩小此非常灾祸之方法，而对上述三部分，尤望其速有所效之力也。第三篇为18日刊出的《给西安军政界的公开信》，并经广播与空投：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荡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件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灼着，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