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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告国民书》，3天后回汉口。这时侍从二处移到武昌胭脂坪，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陈的住所，只有两三个助手，包括缮写人员、机要文书，机构也够精干的了。

陶德曼有一天，外交部次长徐谟来报告，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训令，愿以双方传言人资格斡旋中日和平，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况，要求见蒋介石。汪精卫一听，高兴地说：“和平有一线希望矣！”但是参加国防会议的多数人认为陶德曼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的手续，“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

陈布雷对汪精卫怯战之色颇为反感，这个善于反复，追求权位，出没政潮，旋进旋退，事急则出国，既平则复来的所谓政治家，在陈布雷心目中已产生了憎恶之感。陈布雷与张群商议，马上以长途电话与蒋介石联系，蒋介石已先得到这一消息，回答说：“陶德曼来一叙也可，由徐次长陪来。”汪精卫更高兴了，说：“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四万万百姓之幸也！”

陈布雷很少在公开场合驳斥大人物的话，这次他却高声说：“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未可即视为接受可能。”

不久，陈布雷得悉，日敌所提为四个条件：一、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及反“满”政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防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四、要有相当赔款。蒋介石的态度是：“日方之条件、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可决置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引起纠纷。”陈布雷也说：“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当然无考虑余地。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拒绝了陶德曼的“诱降”，即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并且提出双方召回大使。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与于右任、居正等先生都交换过意见，以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布雷先生，我要发表一个谈话，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

蒋介石的谈话说：“……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亦是以使岳武穆未伸之壮志，终得伸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益当努力图之。”这话已经谈得很明白了，现代的秦桧指谁呢？

蒋介石是1937年12月13日退出南京的，接着日寇就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死亡30万。蒋介石到了汉口，向陈布雷倾吐衷曲：

“我撤离南京后途径长沙，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侦知我将过长沙。日寇南京大屠杀，灭绝人性，玉碎宫倾，激励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这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

陈布雷说：“蒋先生，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你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由中央军官学校住室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日机深夜空袭，将附近一处花房夷为平地。日寇必有奸细引导，暴日欲加害先生，布雷甚为深忧。”

“不妨事，不妨事。”蒋介石说：“自辛亥光复以来，我数度遭到艰危，但都安然度过。抗日大业全赖先总理在天之灵，全体将士浴血奋战。”

陈布雷对抗战以来，全国民众将士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之英雄事迹，深为感动，他满含泪水说：“蒋先生，抗战以来，我将士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坦克，悲壮激烈，可歌可泣。更有谢晋元八百壮士，身陷重围，孤忠可嘉，震惊中外，永垂国史。”

蒋介石这时有点气愤地道：“可是也有不顾民族大义者，如韩复榘不战而退，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率兵擅自进占河南。据范绍增副军长密报，刘湘、韩复榘联合反我，此种小人蟊贼，可耻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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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2）

“这是真的吗？”陈布雷对范绍增这人印象不佳。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活埋中国平民“他们之间往来密电都有了，我派何应钦把这密电拿给刘湘看，刘住在汉口万国医院养病，吓死了。”

陈布雷道：“蒋先生英明，抗战以来劳苦功高……”

蒋介石挥挥手说：“布雷先生，3月底，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拟召开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有一些文件，劳你代为撰写。”

1938年3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