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慕钱沪剧团在中国剧场演绎沪剧敦煌女儿(第4/6 页)

1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千佛洞》。

1908年，伯希和到莫高窟调查，又骗购了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精华，同时对大部分石窟做了描述、记录，拍摄了照片，还第一次给莫高窟有壁画的洞窟做了编号，对石窟的年代和壁画内容做了考订，对残存题记进行了记录。

1909年伯希和再次访问北京时，向中国学者展示了他从藏书洞获得的一些文献，引起了学界的轰动。

第一批敦煌学者，包括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蒋黼、叶公绰、刘复等，都来到了八宝胡同伯希和的寓所。

在伯希和的帮助下，学者们打探藏经洞的消息，抄录敦煌写卷，拍照并复制他们看到的敦煌写卷。

此后，一些学者以个人之力印行了部分内容，如罗振玉将伯希和获得的部分写卷编辑成一卷，于1909年出版《敦煌石室遗书》。

罗振玉（1866-1940）与此同时，着名学者罗振玉听说，藏书洞里还剩下八千多份写卷。他意识到，如果不尽快将手稿带到北京，它们可能会全部遗失。

在罗振玉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学部最终发布了搜集剩余写卷的政府指令。手稿到达学部后，一些写卷被李盛铎盗取。

此后不久，1911年革命导致清朝被推翻，让政府无暇顾及敦煌手稿。几经周折，这批写卷入藏京师图书馆。敦煌写卷8697份，至今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的主要部分。

随后，通过政府资助、公众捐赠和图书馆采购，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收藏的写卷总量已增至约16,000份，它是中国最大的敦煌资料馆。

1914-1915年，奥登堡在伯希和考察的基础上，对莫高窟做了比较全面、系统、详尽的综合性考察。

除了对伯希和的测绘做了补充、修改，新编、增编了一些洞窟编号外，还逐窟进行了拍摄、测绘并做了较详细的文字记录，对重点洞窟做了临摹。在测绘南区洞窟单个洞窟平面图、立面图的基础上，拼合出了总立面图和总平面图，形象地记录了莫高窟当年的真实情况。

他的测绘图和来自敦煌莫高窟的收藏品，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俄藏敦煌艺术品》共6卷，《俄藏敦煌文献》共17卷，这些成果直到近年才逐渐被整理发表。

1924年和1925年，美国华尔纳率哈佛大学考古队两次赴中国西北考察，除窃取了莫高窟第328窟一尊彩塑和十多方壁画外，也对敦煌石窟进行过调查，还对榆林窟第5窟（今编第25窟）的壁画做了专题研究，发表了《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研究》。

这一时期，国外还有一些学者依据斯坦因、伯希和公布的照片和资料，对洞窟进行了研究。

在分期研究方面，由日本学者小野玄妙于1924年首先开始，此后有1931年巴切豪夫、1933年喜龙仁等人发表研究文章。由于掌握的石窟资料有限，他们的分期大都失之偏颇。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松本荣一。他根据斯坦因、伯希和从敦煌骗购的藏经洞出土的绢画、纸画以及在敦煌拍摄的壁画照片，写出了图文并茂的巨着《敦煌画的研究》，初版于1937年。

整个20世纪，中国学者对石窟艺术、绘画和造像的兴趣和研究不断增加。这一兴趣也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有一定关系。

继1940年画家吴作人到访之后，张大千在1941-1943年间参观了敦煌莫高窟和附近的其他洞窟遗址，他对洞窟做了一次编号清理，对洞窟内容做了调查和记录，对年代做了初步判断，之后出版了《莫高窟记》。

他还指导谢稚柳完成了《敦煌艺术叙录》。后者对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峡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结构、塑像、壁画、供养人位置及题记的记录。

张大千还临摹了276幅壁画，其中183幅现保存在四川省博物馆。张大千的敦煌壁画复制品，其中一些于1943年在兰州展出，这提高了人们对莫高窟的认识。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1941年，教育部组织以王子云为团长，画家何正璜、卢善群等为成员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到敦煌，与中央摄影社合作，对莫高窟进行了调查、摄影、测绘、临摹和速写记录。

1942年，何正璜来莫高窟调查，根据张大千的编号，记录了305个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时代和保存现状，次年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