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李东阳(第2/2 页)

李东阳深知，刘瑾不除，祸乱不止，必须设法铲除。正德五年，宁夏藩王朱寘鐇以诛刘瑾之名起兵叛乱，很快打到了陕西。武宗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乱了方寸，急召李东阳商议对策。李东阳趁机举荐杨一清提督军务，并派张永为监军。杨一清也是湖南人，“楚地三杰”

之一，视李东阳为恩人。张永虽是阉党，但素来与刘瑾不和。李东阳与杨一清密议，要他与张永齐心协力，联手平定叛乱之后再除掉刘瑾一伙。杨一清平叛大军所向披靡，很快将叛乱平定。张永回朝复命，趁机向武宗面奏刘瑾阉党妄图篡位的罪行。武宗终于醒悟，派人抄了刘瑾的家，果真抄出了龙袍、玉玺等罪证。对于罪该当诛的刘瑾，武宗却动了恻隐之心，令其

“谪居凤阳”。李东阳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担心刘瑾东山再起，必须痛打

“落水狗”，立即通知科道官员揭发刘瑾的种种罪行。武宗才下决心将刘瑾凌迟处死，阉党被一网打尽。

正德五年，刘瑾受罚后，李东阳辞官回乡。李东阳立朝五十年，上救乱政，下援善良，两袖清风。他死后家无余财，竟靠门生故吏捐助方能入土为安。如此清廉的高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实属罕见。

三、文学成就

1.

茶陵诗派核心

李东阳作为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学古，强调中庸之美，注重修辞韵律。他的作品丰富多样，留下约三千首诗和近千篇文稿，这些作品被辑为《怀麓堂集》等文集，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茶陵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兴起有着特定的背景和原因。明朝从建国初期的开拓进取逐渐转向安逸萎靡，当时社会上层崇尚奢靡的

“台阁体”。在这种情况下，茶陵诗派应运而生，作为回应台阁体诗派而出现的诗歌团体，主张感情真挚流露，摒弃台阁体平正醇实、卑冗委琐的文风，复兴汉唐以来的诗歌创作原则。

“茶陵诗派”

是明朝成化、正德年间极具影响力的诗歌文学团体，人数众多，影响广泛，对社会风气的净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李东阳作为该诗派的代表人物与核心人物，出身于军功贵族家庭，自幼喜爱读书，八岁以神童身份进入顺天府进行系统学习，后在仕途上屡获升迁。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在文坛的积极影响力，他对改进文风发挥了巨大作用。李东阳主张文风复古、言由心生与文主于气，这也成为茶陵诗派所尊崇的原则。

此外，茶陵诗派还有邵宝、何孟春等代表人物。邵宝是明代着名的藏书家与学者，一生着述颇丰，所作诗歌流畅易懂，蕴含哲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思想价值。何孟春为官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体现出传统中国文人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主张

“以文论政”。

茶陵诗派在我国诗歌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兴起于成化年间，在诗歌创作上提出

“轶宋窥唐”

的主张，积极汲取汉唐时期诗歌的音乐美感，摆脱当时台阁体的

“胭脂俗粉”，实际上是对汉唐文风的积极回应，能够真实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感情流露于诗歌之中，对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

书法造诣

李东阳擅长篆、楷、行、草等书体，尤其在篆隶方面造诣颇高。他是明初台阁体书法向明中期吴门书法过渡期间的书法家，其书法已摆脱明初台阁体的束缚，对明中期书风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在楷书方面，李东阳成就突出，作品浑圆雅正，被誉为

“李楷第一”“东阳书法”。他的楷书师法颜真卿，法度严谨，风格清润潇洒，得其精髓而又自成一家，开吴门书法之先声。

李东阳的行草书融入了篆隶的笔意，用笔方式与明代其他书家不同。特别是草书结体宽博舒朗，骨力雄健，与圆转瘦硬的用笔相互辉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有书法大家称赞李东阳

“长沙公大草，中古绝技也！玲珑飞动，不可按抑，而纯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无怒张蹈厉之弊，盖天资清澈，全不带渣滓以出。”

其代表作品有篆书《怀素自叙帖引首》、楷书《邃庵铭》、行草书《自书诗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