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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病中，身不由已。我想爬起来，但觉得浑身乏力，脑海混混沌沌的，恍惚间像是做梦；一幕幕情景，一幅幅特写，意识流似的在脑际闪回。

“方昊。”不知什么时候，我被高煤海唤醒，“你都昏睡一天了。”他的话使我吃了一惊，“什么时候了？”“黑天了。”我想撑着爬起来，但怎么也动不了身。高煤海给我吃了两片，就出了宿舍。服了药，我觉的轻快了许多。过一会，高煤海和文鹃一块进了屋。文鹃打开用毛巾捂着的一个饭盒，是一碗氽着两个鸡蛋的面条。“吃点东西吧。”我毫无食欲的摇摇头，文鹃劝慰说：“你都一天没吃饭了，不吃哪行啊。”高煤海也帮腔，“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的慌。这碗面条还是文鹃说了不少好话，求食堂师傅给你做的病号饭。”我实在难拂好意，接过饭盒，夹住面条往嘴里送，就送嚼蜡似的。文鹃见状，拿过饭盒，一口一口的喂起我来，我噙着眼泪，一口一口的往下咽。想起小时有病，母亲就是这样喂我的。在泪眼模糊中，文鹃姣好的脸庞和母亲慈祥的面容重叠在一起，禁不住的一阵阵激动。

（17）

转眼又是岁尾年末，五九年的冬天特别冷，雪也下的特别大，当地人都这么说。这也许对我这个初到北国的南方人的一种考验。我总算挺了下来，坚持住了。

临近期末考试，学校放出风来，要根据考试成绩，重新调整大、中专分班。复习备考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这个学习委员也感到有些压力。尽管，我不担心自己的成绩会落后。

这些天，贾岱正常跟我套近乎，还给我三斤大米饭票，声称自己不爱吃大米饭，我收之有愧，但又推辞不掉，心中不安。没过几天，我终于弄清了他的用意。原来是要借我的课堂笔记补抄落下的课。这在情理之中，何必用大米饭票收买我呢。我慨然应允，毫不保留的将各科笔记借给了他。听说他着实用功，开了好几天夜车，还连连夸我的笔记细致、全面，字也写的工整。

煤海也要借我的笔记对照，他对我的笔记啧啧称善，“图文并茂，方昊的笔记堪称第一。”他这一吵吵，系里一传开，我的笔记竟成了标准答案，炙手可热的抢手货。文鹃提醒我，“你的笔记成了传抄本了。”也不知是褒是贬，我也没往心里去。我想这正是我这个学习委员应尽的义务。但问题还是来了，上课复习时，我竟拿不到自己的笔记，干着急，也不知传抄在谁的手里。还是高煤海仗义，从贾岱正手里硬给我要了回来，并成了我笔记本的“专职保管员”。除了我，谁也拿不走。我方明白文鹃提醒我的良苦用心。她是怕我成全别人，耽误了自己。

包德禄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了一大堆车轱辘话，言下之意，笔记本交他保管最合适。我正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就摸棱两可的说，“在高煤海那，你要看自己去要。”他高兴的掏出一大把饭票，“全给你了。”我不想要，他硬塞进我的兜里，大咧咧地说：“咱们谁跟谁呀，今后学习上你可要多帮我。”当晚，高煤海就蹬着我的床板，在下铺发火；“包德禄以势压人，算什么玩意儿呢。”，我懊恼不已，但也想不出两全之策。还是文鹃有办法，“笔记本我保菅，等我整理好后分别给老包和煤海。”

附属医院被评上了全国红旗医院，不断有兄弟医院来参观取经，这迎来送往的工作，就落到了学生们的头上。常作为仪仗队，手持小红旗，嘴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在寒风中装潢门面，想不到北疆的边城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当年，叶圣陶部长参观婺州二中时也不过是登上办公楼的阳台，做了五分钟的演讲。在北疆，仅仅是参观，就如此兴师动众，这也许是地域习俗不同吧。但同学们对此活动并不反感。因为一来参观团，就要杀猪宰羊，同学们也能打打牙祭，解解馋。

到了年末，还要迎接上级部门的检查。学校和医院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办展览、排练文艺节目，搞什么报捷演出。这对期末考试是个冲击。因为这些文艺骨干大多来自学校。校党委作出‘一切为政治任务让路’的决定，这不但搅乱了教学秩序，而且焕散了人心。文艺骨干成了宠儿，考试前为她们补课吃小灶，甚至透露考试重点，这引起学生们一片哗然。校方只好装聋作哑，听之任之。考试成绩一揭晓，我高居榜首，我班没有一个不及格的。文鹃戏言说：“这要归功于你的笔记了。”其实并非如此，是文艺骨干多，校方有意降低了考试标准。

一学期下来已分出经纬；有好几个同学辍学，有的嫌学习环境风气不好另觅高枝去了；也有的是跳槽，改学了别的专业；还有几位女同学和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