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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时间。在赞格罗的邻国首都有一个赞格罗领事馆。在那儿你可以花现钱买到一张签证，如果你给领事一点小费，一个小时准能办妥。你是懂得这些手续的。”

香农点点头。他对此道是很通晓的。

“因此，你到巴黎搞到签证，然后坐非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到那个赞格罗的邻国去搞到一张进人赞格罗的签证，换乘飞机到克拉伦斯去，都付现钱。明天早晨和回程票一起送去的还有值300　英镑的法郎当旅费。”

“我需要500　英镑，”香农说，“这起码要10天工夫，也许还要看联系情况和多长时间才能搞到签证。万一临时要打通关节，或者事情发生拖延，300　英镑不够。”

“行，就给合500　英镑的法郎，另外加上500　英镑归你自己。”恩丁说。

“1000英镑？”香农说。

“是美元，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用美元作交易的。”

“用英镑，”香农说，‘那就合2500美元，或者说，是我正常签订合同的两个月的固定工资。“

“可是你只干10天。”恩丁争辩道。

“10天冒极大的风险，”香农反驳说，“如果那个地方只像你说的一半那样，那么谁干这份差事而被抓住，就死定了，并且会死得很惨。你给那么点钱，让我去冒这个险，还不如你自个儿去。”

“好吧，就1000英镑。500　先付，另外500　回来付。”

“我回来时怎么知道你会和我接头呢？”香农问。

“那么，我怎么知道你的确上那儿去了呢？”恩丁反驳说。

香农认为言之有理，于是点了点头。

“行，一半现在给，一半以后给。”

10分钟后恩丁走了。临走前他指示香农必须在他走后再等5　分钟才能离开。

下午3　点，侦探代办处的头儿吃完饭回来了。香农在3　点15分打去一个电话。

“啊，对，布朗先生，”电话里的声音说，“我已经和我的人谈过了。他照你的指示等了，当那个人离开饭店，他认准了就盯了上去。那个人在街边上雇了一辆出租车，我的人就一直盯着他到了伦敦中心商业区。他在那儿付了车钱，下车后走进了一幢大楼。”

“什么大楼？”

“曼森大厦。那是曼森矿业联合公司的总部。”

“他是否在那儿工作？”香农问。

“看来是的，”侦探代办处的头儿说，“我的人不能跟他走进那幢大楼，不过他注意到，穿制服的守门人把手碰在帽檐上，向那个人敬了个礼，然后替他开了门。对那些陆续出去吃午饭的秘书和显然很年轻的雇员，那个守门人并没有这样做。”

“他比他的外貌聪明。”香农承认。那个小年轻干得很漂亮。香农又给侦探代办处下了一些指示。那天下午他给代办处汇去50英镑。他还在一家银行开了个户头，存了IO英镑，第二天早晨他又存人500　英镑，到了晚上他就飞往巴黎了。

戈登·查默斯博士不是个酒鬼，比啤酒劲儿大的酒从不沾唇，可是一喝上啤酒，话就多了起来，正如他的雇主詹姆斯·曼森在威尔顿餐厅和他一起吃午饭时亲自发现的那样。这天晚上，“猫儿”香农在布尔歇换乘非洲航空公司的DC——8　客机到西非去，而查默斯博士正在和大学里的一个同学一起吃饭，这个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科学家，从事工业方面的科研。

他们在一起吃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几天前他在街上巧遇上这个过去的同学，就像在街上经常有的偶然相遇一样，他们约好一起吃饭。

15年前，他们都是尚未取得学位的年轻大学生，都是单身，刻苦攻读各自的学位。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很关心，也很热心，就像许许多多青年科学工作者一样，认为是必须这样做的。扣年代中期，他们关心的是核武器和殖民主义。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参加核裁军运动和各种别的运动，希望能立即控制核武器，寻找当今世界的自由。他们俩同仇敌汽，态度严肃，勇于献身，毫不动摇。由于对世界现状的义愤，他们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有过联系。后来查默斯断绝了和那个组织的来往，结了婚，过上了家庭生活，又立下契据弄了一所房子，渐渐就混人中等薪水阶层里去了。

两周来，他胸中郁闷，酒量也就大增，平时每顿只喝一杯，现在就不然了。他的朋友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他那双温柔的棕色眼睛，看出了查默斯的心事，就问是否可以替他解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