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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取代了清朝,军阀混战代替了封建专制统治,此时的王利发,已人到中年。为了避免生意被淘汰,他顺应时代潮流的演化,不断进行“改良”,卖茶的同时,兼开公寓,连墙上的“醉八仙”大画,也已为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所代替,茶座的布置也尽力追求所谓“文明”、“体面”,王利发振兴生意、发财致富的雄心依然故在。然而他不过空有此愿而已,他的“改良”不仅未见成效,而且生意日渐衰败,借用跑堂的李三的话说,就是“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如果说前清时,王利发凭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尚可应付各等各色有势力的人物的挤压的话,那么,在天天打仗的军阀混战时期,他的祖传的处世哲学也显得大不灵验了。你看,他刚刚为了免交八十斤大饼递给巡警一把钞票,几个大兵又来敲他的竹杠了,好容易把巡警和大兵支应走,特务宋恩子、吴祥子又逼迫他按月孝敬“那点意思”,他的油水几乎被榨干了。他开公寓,但又给房客开不了饭,只好让大家吃咸菜。他的被动与尴尬,已经到了十分难堪的地步。作家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在中国社会日趋殖民地化的客观条件下,象王利发这样的小商人,他们的处境只能越来越坏,他们没有能力应付各种反动势力的敲诈勒索,也无法摆脱日渐破产的悲剧命运。正是这种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促使王利发的思想性格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看到,尽管他依然是谨小慎微的,依然竭力以左右逢源的办法处理各种事变,甚至把“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了,但是,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显然已经日益强烈。甚至他自己也不时谈起“国事”了。第二幕里,就有这样两处细节:一是唐铁嘴进茶馆之后,王利发说:“你混得不错呀!穿上绸子啦!”唐说:“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王利发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二是报童对王利发说:“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王利发反问:“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老舍写这两个细节,自然包含着对旧时代的辛辣的讽刺,然而就王利发的性格讲,显然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从一味请安、作揖,到对黑暗现实进行讽刺、奚落,王利发的性格中,的确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王利发的牢骚,有独特的表达方式,是“绕着脖子骂人的”,十分含蓄。唯其含蓄,才和王利发饱经风霜的生活经历十分合拍,同时也显示出独有的锋芒,能启发读者和观众体验蕴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
我们在第三幕里再次和王利发相见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裕泰茶馆也已经破烂不堪。然而为了全家能够活下去,他又准备试用新的“改良”——添女招待。可怜的王掌柜,他似乎至今还不明白,他的生意的破败,并不在于经营方式的陈旧。可是,沉重的打击终究教训了他。不仅女招待没有添成,连他的全部产业,也被沈处长等一帮国民党官僚、地痞流氓给霸占了去。王利发彻底破产了,彻底绝望了。他已经认清,国民党统治下的旧北京,已如人间地狱,他一家在这里没有任何生存之地了,他果断地让儿子、儿媳、孙女投奔解放区,他自己则决定以自杀来控诉和反抗这个暗无天日的旧时代。自缢之前,他有幸见到老房东秦仲义,好友常四爷,三个老人撒起纸钱,“祭奠自己”。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王利发才能清醒地对自己的一生经历进行深刻的总结。请看他这时的两段独白:
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哈哈,哈哈,哈哈!
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这里,既有自我哀叹与谴责,又有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控诉与抗议。扮演王利发的著名演员于是之曾经对人物此时的心情,进行过细致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王利发此时此刻,“有一个隐藏着的感情,用我们的话说,这是他一辈子思想最解放的时刻”,“这时候,他感到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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