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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骆驼祥子》也还存在一些缺陷。老舍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样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的一大段删去。——引者）我管他叫做“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样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

这样的剖析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在老舍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在他的思想上，还没有找到祥子们的正确的道路，这就难怪他没有能够做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艺术概括了。

三十年代，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在前，其后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壮大了声威，建树了令人瞩目的劳绩，而且为中国革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骆驼祥子》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一九四一年出到第六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印行，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到第八版；一九五○年五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校订后的版本，到一九五三年出到第六版。一九五五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作家较大修改后的新版本，一九六二年十月再版，一九七八年八月重印。一九八二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第三卷，重新排印，恢复了经作家删掉的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二十四章全部内容。这个统计说明，《骆驼样子》在四十三年间先后再版达二十四次，它之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想而知了。国外有日、朝、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文译本。（注：见舒济：《老舍著译目录》，《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骆驼祥子》是老舍创作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十四章 八年抗战（一九三七——一九四六）

负起领导“文协”的重任

为了祖国，为了抗战，老舍告别了在济南的家人，经徐州、郑州，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汉口。多年来的较为宁静的书斋生活，从此结束了，他开始经受流亡与抗敌的“八方风雨”。

到汉口以后，他先是住在一位姓白的中学时代同学的家里，同年十二月二日移至华中大学游泽丞（国恩）教授在武昌云架桥的寓所，后来应冯玉祥先生之邀，又移住武昌千户街。

华中的第一重镇武汉，包括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城市，它古老而又畸形。黄鹤楼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而汉口的租界地和嘈杂混乱的街市，又分明是殖民地化的见证。站在蛇山之上或黄鹤楼头，望着滚滚奔腾的长江，老舍感慨万千，心头涌起了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在《到武汉后》一文中写道：“山阔水秀，烟影人声，此中隐含着一股什么气息，是以前所未曾领悟到的。流不尽千古英雄血，与痛饮黄龙，就景生情，仿佛恍忽之间把江上寒波与北地烽火联成一片；是感触，是激奋，是失望，是思乡，是流亡，是凯旋，都不分明；默默无语，心潮万伏；寸心象波上白鸥，一片雪似的随流起伏游荡。”（注：《大风》旬刊第1期，1938年3月5日出版。）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老舍忧国忧民，坚信抗战，但他的思想又是动荡的，他在寻求着请缨报国的出路。

出路终于有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武汉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家，也逐渐聚集到这里。对这批文艺家，国民党当局想控制住他们，以便为己所用，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曾出面设宴请客，企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建之际，抢先把文化方面的组织领导权抓在手。武汉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及时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担任国共合作后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和各界人士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