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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贵族阶级，实行媚外政策，听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这样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严重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同时，它们还兼承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二者是统一的）。义和团的勃起，就是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红旗下》虽然没有正面写义和团运动（如果作者能够将这部小说完成，肯定会用一定篇幅写义和团的，罗常培先生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也透露了这一点），但是通过王十成的形象刻划，对义和团运动作了侧面表现。家住山东的王十成，是义和团团民，他是在义和团被官兵打散之后逃到北京，投奔他的父亲王掌柜的。作家借王十成之口，侧写当时农民的遭遇。在农村，老百姓“受尽了大毛子、二毛子的欺负”，“大毛子听二毛子的撺掇，官儿又听大毛子的旨意，一个老百姓还不如这条狗”。这就说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把农民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王十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但是他血气方刚，对侵略中国的“洋人”和投靠洋人的“二毛子”，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尽管他们的造反大军被官兵打散了，但是他毫不动摇，决心回去再干，“我们心齐，我们有理，谁也挡不住我们”，他从残酷现实中认识到，“不打不杀，谁也没有活路儿”。这种凛然正气，正是义和团反帝爱国精神的体现。小说里的这些描写，开阔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使其在表现清末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和时代精神方面，显得更加全面和准确了。值得一提的还有福海与十成关系的描写。积水潭岸边的一席交谈，使保卫朝廷的旗兵对造反的义和团团民加深了敬佩之情，福海想：“一个有良心的人，没法不佩服他，大家伙儿受了洋人多少欺侮啊！”通过这一细节的描写，既表现了下层旗人善良、正直的品德和爱国精神，同时也说明，义和团运动不独在广大贫困的农民中，也在旗兵和旗人中间获得了同情与支持。清朝统治者自认为祖先所创立的八旗佐领制度，至少在统治旗人方面，是严密的、无懈可击的，殊不知，有良心的、正直的旗兵，他们的同情心正在另一面，这是民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小说关于十成进京的一段描写，不过才短短二、三千字，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十分丰富与深刻的。

除此之外，还有清末社会的阶级对立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封建宗法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在正面描写中作了深刻的反映，有的只是用侧写的方法，稍作触及，作家的笔墨，有虚有实，疏密相间，纵收得体，整个作品，宛若一部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面貌，它对于现在或未来的读者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是认识清末北京旗人的生活，有特殊的价值。

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历来有成就的伟大作家的创作，总是植根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时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点，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文学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越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往往越具有世界性，具有活泼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北京地方风味，作为压卷之作的《正红旗下》，其民族风格，在老舍的创作中，是最为鲜明，也是最成熟的。构成这部作品的民族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于风情民俗的出色描写。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心理以及语言，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文学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有时民族生活风俗画的勾勒，甚至会成为显示一部作品的文学色彩、文学价值的最要紧的内容。

《正红旗下》关于民族风俗的描绘，主要是围绕着过年节和“我”的出生两件大事展开的。其间涉及的内容，丰富而多彩。从送灶、过年、敬神拜佛，一直到婚丧嫁娶的繁礼缛节，从婴儿的洗三、作满月，一直到上中下层旗人的衣着打扮、日常生活习惯（诸如养花、蹓鸟、放鸽子、饮食、行事等），无不写得准确、生动、逼真，维妙维肖。作家写这些，决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有意卖弄，而是密切联系着作品的主题的，在反映社会生活面貌、刻划人物、烘托气氛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定社会、民族、地域的风情民俗，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