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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候着我一个人”，逼真地暴露了他的无耻的嘴脸。他的无耻，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笑，这种笑是对这个丑恶、肮脏，完全丧失了自尊的民族败类的冷嘲与否定。在发笑之后，我们细一琢磨，又会从内心涌起一股苦痛，深深地感到“那时代帝国主义是多么狠毒，既拿走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就说明，老舍赋予反派人物的语言以幽默感，也是为了表达某种严肃的思想或内容。

以幽默的语言表达严肃的内容，寓庄于谐，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创造这种境界，是一个作家艺术成熟、风格成熟的表现。老舍是幽默大师，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幽默风格，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

《茶馆》的语言艺术不只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然而只就这几方面而言，却已充分见出老舍运用语言的高超与美妙。他所以能够取得这个成就，自然有赖于他的杰出的才能，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对于生活的熟悉与认识程度。他熟悉他所写的生活，并能运用先进的世界观，对生活进行科学的、深入的分析，从而取得独具慧眼的认识，因而他才能在语言运用上，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

不叫老套子捆住

建国以后，老舍写了十几部话剧，就创作时间看，《茶馆》处于中间阶段，但就艺术的完整性来说，《茶馆》是高峰。写于《茶馆》之前的《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写于《茶馆》之后的《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等，或者在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或者在艺术表现的完整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有的甚至因为“赶任务”，艺术上较为粗糙，连老舍自己也认为是失败的作品。为什么《茶馆》会取得成功，而那些在《茶馆》前后问世的几个剧本，却并未达到理想的艺术水平，甚至有的完全失败了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老舍借回答读者、观众问题之机，对《茶馆》的创作进行了一次简洁而又深刻的总结。他谈了写这个戏的目的，也谈到了《茶馆》在艺术构思、人物安排、剧情设计等方面的特点。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象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重点系引者所加）

《茶馆》在一九五八年首次演出之后，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缺少红线”的问题，于是接着就有老舍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种建议。建议自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并不可取。当时，文艺思想领域里的“左”的思潮，已经开始盛行，在那种气氛下，是很难进行反驳，也是不大容易说服他们的。但是老舍却公开作了答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艺术上的是非问题，本来就应当通过正常的磋商与争论加以解决，批评和反批评都应当允许。历史证明，老舍的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还可以看出，老舍在答复那种建议时，是很讲道理的。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剧情的安排，不应当脱离特定的主题。《茶馆》的主题是“葬送三个时代”，如果沿着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的线索去发展剧情，固然也可以写戏，但是那个主题就不是现在的主题了。二是艺术要创新，不能“叫老套子捆住”。老舍讲的这两点，含义很深。尤其是我们加着重点的那一句话，讲得很亲切，很谦虚，也很含蓄，同时它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

老舍说的“新的尝试”，体现在《茶馆》的创作中，有丰富的内容。最重要的是题材选择问题。所谓“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也主要是指突破了题材问题上一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束缚。众所周知，题材的选择是密切联系着作家的风格的，作家的艺术特长和创作个性的发挥，首先要受题材的制约与影响。再高明的作家，如果对他的描写对象是陌生的，也会在创作中感到束手无策。老舍说：“作家总是选择与他的创作风格一致的题材来写。我就写不出斗争比较强烈的戏。因为天性不是爱打架的人，而且又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从老舍的风趣、诙谐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从自己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