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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吃“迷叶”的结果，是“越吃越懒”，地没人种了，到处起了抢劫。“这三百年来是抢劫的时代”。“迷叶”在这里是做为帝国主义戕害中国人的灵魂的象征物而出现的。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说来，“迷叶”又是他们奴役人民群众、榨取民脂民膏、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政客、军官、诗人兼地主，他们竞相种“迷叶”，是因为这些“迷林”维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不种便丢失了一切势力，作政治需要迷叶，不然便见不到皇帝。作军官需要迷叶，它是军饷……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可以横行一世。‘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原因，保护迷林，就成为保护统治利益的同义语。谁来保护迷林？外国人。“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在所谓保护“迷林”的“事业”中，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中国也就日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海深渊。作者以讥讽的语调指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因此也就非常地怕外国人”，“外国人咳嗽一声，吓退猫国五百兵”。这是一个可悲的历史现象。作品围绕“迷叶”传入猫国使猫国一天天变坏的故事概括地描述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历史上中国人民所受的屈辱和历代统治阶级（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惧外、媚外的嘴脸。作品也揭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渔肉中国人民的事实：“外国人……在猫国里的利害冲突是时时有的。但是他们决不肯互相攻击让猫国得着便宜。”“大家约定：只负替地主抵抗猫国人。遇到双方都有外国人保护的时候，双方便谁也不准侵犯谁；有不守这个条约的，便由双方的保护人商议惩罚地主或为首的人。这样，既能避免外国人与外国人因猫国人的事而起争执，又能使保护人的地位优越，不致受了猫国人的利用。”这样的叙述也许缺乏形象感，但是这种认识却相当深刻地指出了旧中国各派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操纵下连年争战以及帝国主义火中取栗的历史真实。

这种“灭亡的足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变得更加清晰而切近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作家的感情是这样矛盾、痛苦：愤怒和失望，诅咒和劝说，惊惧于灭亡的前景和执着地追求光明，这些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猫城记》的沉郁的基调。

对古老民族灵魂的透视

剖析落后的国民的“国民性”，指出附着在古老民族精神上的传统的“积习”的沉渣，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是《猫城记》内容上的又一个重要侧面。三十年代的一位评论家在比较《阿Q正传》和《猫城记》的异同时，曾经指出：《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典型的社会人物，”“而《猫城记》却是在于要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注：王淑明：《猫城记》，《现代》第四卷第3期（1934年1月1日）。）比之于《阿Q正传》，《猫城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在解剖落后的“国民性”或称之为民族的劣根性方面，两部作品却有一致的地方。

在《猫城记》中，讽刺落后的中国人精神上的弱点，涉及的方面是相当广泛的。比如：折中、妥协、没有勇气；自私、横行、不合作；实利、贪财、世故人情和面子；根深蒂固的糊涂，糊涂的结果是事事敷衍。这种落后的国民的“国民性”，按作家的描写是渗透于广泛的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说来，上层统治者对外国人心存恐惧，却又总想假借外国人的威风压迫本国的同胞；一般人交朋友是为了互相利用；军人的职业就是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学者研究学问为争第一随意提出一些怪问题；政客组织党派团体只是为起哄，而并无济世救民的宗旨；妇女解放只是学会了往脸上擦更多的白粉、穿高跟鞋，婚姻自由变成了儿戏；新教育只剩下空壳，变成了赚钱的买卖，等等。

“国民性”的这些弱点，是一种久远的古老的“积习”在今人身上的复现，如同古老的鬼魂附着在今人的躯体上。这是一种历史的惰性。作品借小蝎之口，说出了猫国几代人衰朽精神素质的承续：

父亲是个新人物，至少是二十年前的新人物。二十年前他反对吃迷叶，现在他承袭了祖父的迷林。二十年前他提倡女权，现在他不许你进去，因为家中有妇女。祖父常说，将来我也是那样：少年的脾气喜新好奇，一到中年便回头看祖宗的遗法了。祖父一点外国事不懂，所以拿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规法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