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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宋汉章等应邀参加，会址设在八仙桥青年会内。该会所属三个收容所，其中第一收容所设在位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震旦大学操场上，以毛竹芦席搭成大棚让难民居住，并在此设立了一所难童中学——国际中学，该校有学生约100人，设两个班，陈鹤琴领衔担任名誉校长。此外，由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国籍职员组成的工部局华员总会（简称工华）、蚁社等团体也开展了大量救济工作。在慈联会、国际救济会和工华所举办的难民救济、募捐活动中，陈鹤琴都积极响应并参加；对其他慈善救济组织所发起的难民救助义举，陈鹤琴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与帮助。11月初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日军占领除租界以外市区，租界成为“孤岛”，更多难民挤在租界铁栅外等待进入。据《申报》1937年12月2日报道，当时仅南市难民区就设难民收容所104所，收容难民6万余人。由各地在沪同乡会和中华慈幼会、中华妇女互助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回教会等团体举办了许多规模稍小的难民收容所，从“八一三”到9月底一个半月中，收容难民最多时达20余万人。《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3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4月。这些难民除老幼者外，大部分是工人、店职员和农民。1937年11月，国际红十字会曾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到上海从事难民教育。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在上海租界越界区和南市安全区大约有30万难民。《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9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赵朴初先生回忆：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我负责战区难民收容工作，在两三年中，先后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次，其中有老年、壮年、青年，也有少年儿童。我们曾在一个地方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屋，收容几千人，叫作难民营。当时有两位教育家主动来帮助我们办难民教育。一位是过去沪江大学的刘湛恩先生，他是非常爱国的，后来被敌伪特务暗杀了；另一位就是陈鹤琴先生，他那时负责上海公共租界的教育工作。他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难民收容所进行的教育，主要是抗日救亡教育和扫盲教育及对儿童的一般教育。《北京教育通讯》，1992年第2期。随着难民形势更加严峻，难民教育问题迫在眉睫。陈鹤琴曾描述难民收容所的情形：“现在他们（按：指难民）都集中在难民营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无事可做。”《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9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慈联会成立了难民教育委员会，统筹租界范围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事宜。在赵朴初等人的力邀下，陈鹤琴担任委员会主任，主持难民教育工作。陈鹤琴是沪上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又担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负责统筹租界内的华人教育事务，享有很高名望。当时慈联会是难民救助的主要机构，其所属难民教育委员会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上海难民教育工作的中心。同时，陈鹤琴还分别担任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委兼教育组主任和上海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陈鹤琴还以工部局名义，为难民教育拨付一定的经费款项以及通用的教科书、文具用品等。他亲自组织难民教育处，制订计划，分配任务，听取汇报，把教师和教学用品及时送往各难民收容所和难童学校。1938年，工部局华员总会代表李伯龙、张菊生曾与赵朴初会谈，共同开办了一个专收儿童的难童收容所，由双方共同派出人员组成管理委员会，定期讨论工作，组###员有陈鹤琴、陈选善、潘抑强、张菊生、李伯龙、朱廉湘、马燮庆与慈联会赵朴初、朱启銮、周克、丁佩瑜、杨宛青、杨铮、蒋君毅等人，所需经费由华员总会组织捐款。华员总会筹集了大量捐款作为教育经费。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2）

难民教育委员会在陈鹤琴等人的主持下，展开大规模难民教育运动。一方面，对难民中6—15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根据程度分班，对教学进行指导，并免费提供课本和文具用品。由于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十分拥挤，没有适合的教学场地，儿童们上课只能坐在地上或站着，陈鹤琴和难民教育委员会就出面到附近小学借教室上课。同时，他们还因地制宜组织儿童们自己动手创造学习条件，如用稍大一些装饼干的铁罐做小凳，用硬纸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在教学内容上，课程包括四项主要科目：读和写、常识、算术、唱歌和游戏。另一方面，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组织难民自救上，使之融入社会，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才；对于难民中的###，分设男、女班，进行为期3个月的简单课程教育，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电影和讲故事；他们还特别注重人格的训练和卫生状况，积极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