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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生教学法以明确的实用意义在普及教育中广受好评，其主要原则与方法有三：即知即传，非班级常规，开门教人。在收容所里，报童们边卖报边学习，教学时间和卖报时间岔开来；教师以报纸为活教材，指导报童、报贩讨论报上的重要新闻和文章，使学生的政治觉悟有较快的提高。由于实行小先生教学法，通过这些在报童学校学习的报童，吸收更多的报童参加学习，鼓励孩子们交朋友，组织起来，按地区分成学习小组，推选负责人，自主进行学习；打破传统按程度分班的做法，混合编班，谁是谁的好朋友座位靠近；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程度高的教程度低的，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很快就能攻破识字的关口。由此，1938年后，更多难（报）童学校陆续建立起来，共有10所，另有2所报贩（###）班；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从公共租界到法租界，因地制宜，分点设校。在报童或报贩（###）班就读的学生共500人以上。学校中有教师三十余人，多为进步青年，每人每月生活费10元，校长也是10元，仅能维持本人的最低生活，有的教师经济条件较好则少拿或不拿钱。报校教师的朋友中有失业教师或失学青年追求进步，自愿尽义务工作，与报校教师一起组织学习小组，以至实际教师数达到50人左右。朱泽甫写道：“陈先生为人富于正义感，热爱难童，热爱青年教师，在上海孤岛上有威望，他一号召，就捐来经费；他提出的工作计划，理事会就通过。通过他的关系借小学教室给报童上课，没有借不到的。经地下党提名由我推荐的难民教师和报童学校教师，陈先生没有不同意的。”《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70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

二　儿童保育会和报童学校（2）

每逢星期日或纪念日，陈鹤琴就出面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前来演讲，其中有黄定慧、吴志骞、韦悫、胡愈之、沈体兰、吴大琨、王任叔等人。陈鹤琴常借位于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服务部的场地，请刘良模、陈歌辛等音乐家教救亡歌曲。此外，陈鹤琴还在难（报）童学校的基础上，主持举办数次教师进修学习班。难（报）童学校的创办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申报》报馆曾捐助报校一部分办学经费，还做了500套印有“申报”两字的草绿色马夹。在上海市区繁华地带常见身穿草绿色马夹、手持《申报》的报童身影。报童学校还曾义卖《译报》春节增刊。在报童学校举办的联欢会上，报童每人至少串联校外一位新朋友参加，人数达千人以上，看热闹的不计其数。在陈鹤琴致开幕词后，表演开始了，由报校教师与报童创作，表演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报剧，真实再现了报童的生活：“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等快报！一面跑，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台下观众反响热烈，人们纷纷议论：“这些‘小瘪三’真有两下子！”此外，陈鹤琴还邀请戏剧界朋友为儿童保育会义务公演，募集经费。1939年，在纪念“八一三”两周年暨报贩班成立一周年的演出中，报童们表演了活报剧《活捉日本鬼》。

1939年7月，有汪伪政权背景的《中华日报》出版，报童们在教师的宣传教育下，坚持一致抵制，不卖汉奸报，不当亡国奴，受到人们的赞扬。

曾担任过难童小学校长的李瑞华回忆：不久，两所规模较大的难童小学成立了。陈老（按：指陈鹤琴）分配我担任第二难童小学的校长，我立即赶到办学地点，原来是在昌平路的一个自给收容所里。这个所，情况非常复杂，只有供难民居住的芦棚，伙食由难民自理；芦棚拥挤、肮脏、杂乱，根本没有当教室上课的地方。孩子们要出去捡破烂卖钱，拣菜皮裹腹，都不肯来上学。工作一时展不开。我向陈老师汇报后，他要我克服困难，他说：“难民所有那么多孩子，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办好学校。”

他分配了几十位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来这里工作，又亲自去找难民所的主管人员交涉，要他们腾出或另盖芦棚当教室，还为上学的儿童争取到了供给的口粮，让他们能安心学习。他老人家确实花了不少心血，学校终于开学了，十四个班级，六百多名学生，琅琅书声开始在芦棚丛中回响。全体教师身居芦棚，夏天像闷在蒸笼里，雨天在棚内撑着伞办公，然而谁也没有一句怨言。备好课，上好课，课后还到难民的芦棚中去“串门”，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陈老经常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校务会议，指导我们的工作。《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0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孤岛形势恶化后，报童学校被工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