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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举家逃难来沪，生活无着，从报上看到陈鹤琴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登报聘请玩具设计师，即前来应聘，后被录取，从此与他结下了师生之谊。陈鹤琴认为，一个难民收容所就是一所社会大学。难民中有工人、农民、各种职业者或无业者，能者为师，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

陈鹤琴十分重视师资训练问题。他们将招聘来的失业教师集中在一起进行培训，上课地点设在青年会的慕尔堂，先后举办五期训练班，每期200人，总计1000人次。这些师资在接受短期训练后被分配到各收容所开展工作。每周六，陈鹤琴都会召集参与工作的骨干人员以聚餐形式在一起开会，听取、交流有关各收容所的工作情况，讨论、布置下周工作等。此外，他还组织教师每周定期召开教学讨论会，研究教学中的各种问题。

孤岛初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维持中立立场，同时也出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采取容忍和默许的态度，这使正在恢复中的###地下党有条件组织一些公开、半公开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教育则成为开展这些工作的合法阵地。地下党派出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各收容所，担任难民学校教师。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尧山回忆：“当时我们只有100多名党员，各条战线都要人，工人界、学生界、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职业界，都要有党员去工作、去领导。在那种情况下，省委仍把难民工作作为重大的工作来抓，一开始就有30多名党员到难民收容所工作。还有一部分党员是从监狱里出来的‘###’，经省委审查也派到难民所工作，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②《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一些刚刚来到上海，或在上海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在当时公开身份是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报童学校任职的教师或工作人员。根据后来的资料，一些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在此种情形下，由陈鹤琴出面主持难民教育，使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难童学校得以在合法形式下开展工作，从客观上为###地下党组织巩固基础、扩大队伍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并且由于他的奔走，使###地下党组织在租界上层统一战线方面取得了成功。实际上，这时的慈联会已成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工作阵地，地下党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两个法宝，“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把难民所变成‘孤岛’的政治大学校，变成革命阵地，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作出了贡献”②。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3）

1938年初的一天，公开身份为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组长、前上海《新闻夜报》战地记者的###地下党“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通过赵朴初介绍，前往拜访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正、副处长陈鹤琴和陈选善，向他们请教有关难民教育问题，并且参加由他们在国际大厦主持召开的会议。在朱启銮的记忆里，陈鹤琴彬彬有礼、诚恳坦率、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探讨问题，并无颐指气使、居高临下、令人望而生畏的态势。《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6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在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中，除陈鹤琴担任主任外，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担任副主任，赵朴初兼任总干事，委员有陈选善、赵朴初、姚惠泉、何清儒、韦悫（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陈望道、陆高谊（世界书局董事兼经理），干事为朱启銮、周新民（周克）、丁佩瑜、杨昌镛（杨海纹）、吴宝龄。为开展工作方便，陈鹤琴主动提出聘请5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由于委员会系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组成，因而使难民教育工作得到租界当局和社会的认可，从而为###地下党在难民工作方面打开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当时陈鹤琴并不了解这5位干事的真实身份和肩负的任务，但这些年轻人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富有朝气的工作热情和发挥的骨干作用，使他深受感动。在他的周围，还有一大批有志青年和追随者，其中有经###地下党教委推荐的进步教师以及陶行知、陈鹤琴过去的学生和助手，包括张宗麟、朱泽甫、方与严、邢舜田等。赵朴初曾有过一段文字：那时候，上海地下党处于秘密状态，我做难民工作的四年里，没有一个人###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人传达党的意思，要我办什么事。我始终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只是猜想某某某可能是有关系的。《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28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