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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那样的意义。据说，人的脑细胞的大部分，是用来辨识人脸的。无数张面孔，只有一个，才能使你怦然心动或没齿不忘。爱，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是什么也否定不了的，是什么年纪也割舍不掉的。一个美好的异性，比一个城的分量还重。

我曾经在深圳漂过，爱过。深圳对我来说，不是个普通的城市。一街一巷，都有伊人足迹。告别那里五年后，我曾旧地重游，从招商大厦转游到南油大厦，觉得那人就呼之欲出。可是，她不在。她走了，我面对的是一座空城。山不再柔和，水也不再多思，周围是陌生的年轻面孔，正演绎着当年我们的浪漫故事。

城市啊，空了。无论它比当年繁华了多少倍。

那几页诗，当年我征得表姐的同意，收藏了。我想见见那位痴情的才子。而表姐则不以为然，说：“算了，只是一个书呆子。”

时光流走。大巴山青山依旧，而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我再不可能踏上那片土地，古庙小学也许早已不存。可是那无名诗人的名句，会伴我缓缓而行。我自会忆起，我也曾有自己不能释怀的“绿杨绿窗”，也曾在暮霭中走近一个人……

当城还没有空的时候，我曾欢欢乐乐地活过。

当粤语歌曲响起时

夜里，熄了灯，我喜欢拉开窗帘，默看落地窗外。那深蓝色的夜空，有白天不可能有的一种神奇。逢到此时，心就很静，再放一张粤语歌碟来听，气氛就更加安静。

我是在纯粹北方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对别人说起我喜欢粤语歌，有人会很惊奇。其实，这是我十多年前在深圳打工留下的“痕迹”之一。

初到深圳那时，听所谓的粤语流行歌，完全不能接受。感觉歌手多半像五音不全。但有声媒体上几乎是天天轰炸，耳朵里灌满了都是呜哩哇啦的吼叫，我只能忍受，只当是到了蛮荒世界。一位北方来的年轻同事说：“粤语歌，你要慢慢去习惯。习惯了，就好听了。”我听了他的话，就尽量去习惯。这习惯，带了探究的性质，日久天长，终于有所获。

粤语流行歌曲，发源于60年代初，早期有浓厚的粤语小调元素，后来掺进了欧美、日本流行歌曲风格，越来越与时俱进。以我的分类法，它可分为“快歌”和“慢歌”两种。快歌就是那种声嘶力竭的，五音确乎有些不全，到末了我也没习惯。慢歌就不同了，很有韵味。我尤其喜欢男声中浑厚一类的，普通话歌手里，没有那样唱法的。代表人物有三：欧瑞强、蔡国权、黄凯芹。其中《昨夜的渡轮上》、《问》、《不装饰你的梦》、《情深缘浅》，都堪为经典。

这三人的歌，体现中年男性的温文与宽厚，听来如沐春风。那旋律也极优美，能渗进你肺腑中的沟沟坎坎里去。那时，我初进商界，又是独自在异乡漂荡，有诸多的苦闷。听他们的歌，是一种安慰。当然，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听，那就更好，觉得阳光都要更明亮些。那时候，我已经不算年轻，但为了听歌，“老夫聊发少年狂”，西装革履的，也带个耳塞。出去办事坐车、等人，都要见缝插针地听。有年轻的同事笑我：“哪有穿西装听耳塞机的？”我不管，照旧，听得痴迷不悟。

后来离开了深圳，却并未与粤语歌曲疏远，相反，因为怀念深圳的缘故，每每听到粤语歌，都倍感亲切，能令我瞬间回到往日情景中，重新沐浴在亚热带的阳光下。粤语歌能排遣寂寞、平伏创伤、牵动旧情，这些作用，我先前是万想不到的。

由于常听粤语歌，对广东话也熟悉起来。因为常听歌，听力长进很快，慢慢地就可以听新闻了。离开深圳后，因为听粤语歌的习惯没丢掉，听力继续在长进，后来再偶尔到广州，发觉自己居然可以听懂广播里的所有内容了。细细地听了几天，才体会出，广东方言的表达方式真是相当活泼。用普通话来讲话，是决不可能达到这般效果的。广东话，犹如好书，令人不忍释卷。

这时候才想到，过去对广东话真是有太多的偏见，总以为是一种粗野的语言。电视小品里演广东人的，又故意口齿不清，就越发加深了这种偏见。其实，如果“读懂”了广东话，就会发现，它很精致、很幽默，又很阳光。这是我的感觉，不好进行学术化的评价，只能这么说了。

从对粤语歌的由疏到亲，我想到，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轻易宣布别人的“文化”如何不好。文化之所以是文化，总有它如此形成的道理。你看不惯它，或觉得它可笑，那是你的问题。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可能是牛津英语；中国最好听的语言，可能是北京话。但我以为，最好听的语言，应该是“母语”，就是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