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2/4 页)

，随着超级资本主义的获胜，其负面社会后果也逐渐加剧。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果实都流向了最高阶层，从而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工作稳定性降低、社区的败落或消失、环境的恶化、对于海外*的践踏，以及迎合我们原始欲望的产品和服务过剩。美国的情况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重，因为美国已进入更深层的超级资本主义。其他的经济体紧随其后，已经开始面对许多类似的问题。

*制度是应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公民的价值观应该透过*制度来表达；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想要得到什么，我们希望达到什么共同目标，在这两者之间应该何去何从，也要通过*流程作出选择。但是，那些造就了超级资本主义的竞争已延伸到政治程序中。大公司雇用大量说客、律师、专家和公关人员，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赞助竞选活动。结果，公民的声音和价值观被淹没。随着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在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用以表达公民价值观的原有机构——涵盖整个行业的员工组织、地方性公民团体、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公司政治家”，以及监管机构——几乎都被超级资本主义的狂风吹散了。

许多改革者并未积极捍卫*制度，应对超级资本主义的负面后果，而是把目光集中在改变特定大公司的行为上——赞颂它们肩负着社会道义，或抨击它们缺乏社会责任感。结果，这只改变了公司的某些外部行为，而更多的是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忽视了对*制度的校正。

1

我们不乏应对超级资本主义的不良社会后果的政策思想。我在第三章的最后已总结了我的一些想法。你或许不赞同，但是我们甚至不曾认真地讨论过它们，因为公共政策与政治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弱了。新的思想在每次大选之际都会呈现在公众面前，但是选举结束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在立法机构、国会委员会、政府部门和机构中，日常的政治生活被那些争夺竞争优势的公司把持。大多数新的法律和规范都是在某些公司或者工业部门的要求下产生的；大多数冲突和妥协都发生在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或者行业之间。如果某些政策提议有可能给多家公司或者行业增加额外的成本，它们就联手抵制。

如果没有执行政策的*制度，那么关于“应该做什么”的政策观念就无法切中要害。因此，更为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制度更好地运转。

对此已经产生了许多构想：有人呼吁为所有重要职位选举提供公开的财政支持，使用公共空中电波的广播公司为竞选者提供免费的广告宣传，禁止说客从商业客户那里寻求、募集大笔捐款，禁止公司及其高管赠予立法者任何礼物，禁止私人赞助立法者及其助理们的出游款项，禁止政治党派将公司赠款用来“嘉奖”政界人士，禁止前任立法者和公务员至少在离职之后5年内从事游说活动，要求说客公开所有游说支出，强制所有出席立法和监管听证会的专家们坦白与各利益派别的经济关联。所有类似的改革都必须由一位独立的检察官监督执行，他应该有权调查滥用职权现象，有权对违规者进行严格的处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通向超级资本主义的公民指南（2）

以上的这些措施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何制定和执行这些措施呢？这一问题令我们感觉更加进退两难。只要公务员和立法者仍然依赖于那些影响力应当受到限制的公司，那么政治改革就无法进行，因为制度体系本身无法在内部进行自我修复。偶然被揭露的严重政府*案的确能引起公众的愤怒，促使立法者和政府官员作出改革制度体系的郑重承诺。但公众的怒火一旦平息下来、记忆变得模糊，这类承诺也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2

只有当绝大多数的公民都有所要求时，才会出现真正的改革。为此，公众必须明白现行制度中被掩盖着的几个真相。媒体也必须明白这些真相，并且准备在时机适宜时将这些真相传播出去。那些半真半假、虚假、扭曲的东西充斥于私营部门和公有部门的界线间，公众根本无法真正区分公司总裁和公务员角色的截然不同。这类混乱的思维影响了阻止超级资本主义凌驾于*之上的努力。

要让公众认识超级资本主义，就要指导公众提防那些将超级资本主义的负面社会后果——不论是微薄的或不断降低的工资和福利、失业增加、不平等加剧、社区衰败、全球变暖、庸俗不堪的产品，还是其他的普遍抱怨——全部归咎于公司和公司高管的政治家或宣传者。公司高管固然有责任遵守法律，也应该为所有不法行为负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期待他们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