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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并不只针对法国。几年前，该基金曾抱怨德国的能源公司莱茵集团给予所在各城市太多的对其董事会的控制权，致使莱茵集团股价下跌。该集团据理力争，认为这种安排代表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重要纽带关系。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很显然并不为之所动，威胁要卖掉莱茵集团的股票，迫使该集团废除了城市代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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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绝大多数人对超级资本主义都持有两种立场，那为什么几乎总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一面胜出呢？答案就是，各类市场在回应个体对于更好交易的欲望时极为高效，但是对于个体希望达成的共同目标却非常迟钝。沃尔玛和华尔街把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需求聚集成强大的力量集合，而曾经集中代表公民价值观的机构却日渐式微。大型寡头企业和全行业工会组织之间的谈判对于更为宽泛的政治经济的重要意义不复存在，当地志愿联合会对于立法机构也不再有巨大影响力，影响广泛的监管机构无力继续维护公共利益，CEO们也不再有成为“公司政治家”的行动空间。

这里存在着强烈的讽刺意味。恰恰是因为超级资本主义的高效和活力，公民对*的需求才比从前更高了。比如，当公司减少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覆盖面时，公共部门提供的福利就变得更为重要。当工作和收入变得更为不稳定时，公共安全就变得更为必要。当公司有赢利压力时，就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和*，避免公司高层投机取巧。

那么，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无法恢复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的*资本主义，我们也不应试图这样做。否则，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就会牺牲太多东西。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在无意中朝另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了，那就是由消费者和投资者主导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公共利益的理念几乎丧失殆尽。

问题在于，我们在市场中作出的选择并不能充分体现我们作为公民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知道并正视消费或投资行为的社会后果，如果我们知道所有其他消费者和投资者会与我们一起克制自己、不去从事那些会带来可怕社会后果的交易，我们也许就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只有自己是唯一能够克制不良行为的消费者或者投资者，我们可能就不会作出牺牲了。默默地自我节制可能是善良的“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

作为公民的我们要想战胜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和监管，使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既是一种个人选择，同时也是一种社会选择。例如，出台新的劳动法，使员工可以更加便利地组织起来，通过谈判争取更好的条件，这样做也许会稍稍提高我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特别是不受全球竞争影响的地方服务业。作为消费者，我并不非常喜欢这样，但是作为公民，我认为这是合理的。我也同样支持对股票交易征收小额证券交易税，以减缓资本流动的速度，让人们和社区有更多的时间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做也可能会使我的养老基金回报减少一小部分，但是作为公民，我认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应该设置一个“断路器”，防止赢利的大公司于一年内在某个社区中解雇超过一定比例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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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的民主（1）

美国人对*制度渐渐失去了信心，其他许多*国家的公民也同样信心不再。正如我在本书开篇所谈及的，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它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前所述，对于这一转变的解释都缺乏说服力。对于美国以及这种现象目前程度略轻、但同时愈演愈烈的其他国家来说，更可能的原因是金钱在政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来自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正如我后面将要证明的，那些献金正是促使经济繁荣的超级资本主义产生的副产品。随着公司开始利用公共政策寻求竞争优势，竞争扩展到了政治领域，其负面结果就是：*制度回应公民意愿的能力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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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基本上不存在争议——来自公司的越来越多政治献金注入了华盛顿和其他州首府城市，这一事实显而易见。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态势从何时起开始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