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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爷爷笑话，晚辈对政治一点都不感兴趣。就知道五四运动是一群学生，反对几个卖国贼搞起的运动，那几个卖国贼叫什么，晚辈都叫不上名字，惭愧啊！”

老人石破天惊的说了一句：“我叫曹汝霖，就是三个卖国贼之一！”

李浩被老人的话给惊呆了，同时也明白了小月在路上的反常表现，现在的他不知道怎么把话题继续下去，总不能来个“鼎鼎大名，久仰，久仰！”吧。

说完之后的曹汝霖，落魄的看着窗户外的大树，现在的他是那么的无奈，那么的无助！几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毁了自己，也毁了家人，儿孙们不得不隐姓埋名的生活，甚至现在连找个孙女婿都要听天由命！

李浩沉思了片刻站了起来，走到了曹汝霖的身边，拉着老人的双手说道：“爷爷，五四运动离我太遥远，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不了解那些事情，也不想去了解那些事情。我就知道小月是我最爱的人，而您是小月的爷爷，也是我的爷爷！”

曹汝霖闻言之后，激动的老泪纵横，颤抖的双手紧紧的抓着李浩，说不出来话来。

书房的门突然打开了，一条娇小的身影跑了过来，紧抱着李浩哭道：“老公，我好感动，我也好爱你，谢谢你！”

老人欣慰的看着这对恋人，满意的不断点头道：“好，好，好。”

平静之后的祁小月，不现在应该叫曹小月，紧抓住李浩的胳膊，郑重的说道：“爷爷不是外面所说的那样，他不是卖国贼！”

接下来的事情颠覆了李浩那点可怜的历史知识，曹汝霖被世人吐弃，也被钉在历史耻辱架上的两件事，竟然和他没什么关系。

所有的人都把“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归咎于他，并演变成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为陆徵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王正廷，曹汝霖并不在其列。连段祺瑞事后都说，是他连累了曹汝霖等人，把曹宅被冲击看作是项庄舞剑之举。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他发起了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卖国贼”主持了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他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曹汝霖了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素有“亲日派”“卖国贼”之称的曹汝霖，在日军侵华期间并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曹家的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

连顾维钧曾如此评价曹汝霖：“我认识曹汝霖，并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

“爷爷，您为什么不解释呢？您忍辱负重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不解释呢？你知不知道，如果不解释，将会被写进历史，遗臭万年啊！”李浩忍不住的问道。

老人微笑着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