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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在18世纪，著名罪犯在绞刑架下面的演讲被记录下来，并印成了小册子。被记录下来的演讲并不都是促进道德的。

欧洲和北美的当局逐渐都开始意识到，大规模的处决并没有降低犯罪率。扒窃犯在绞刑台的附近也一样掏兜。

改革者发问：如果死刑不具有威慑作用，它还有什么好处？他们主张，即使对轻微犯罪，死刑也不仅是残酷，而且还没有任何作用。到1810年，在英格兰被判处的死刑犯之中，实际上只有10％被绞死了。其余的都被监禁或者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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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该隐和亚伯一样古老的故事

“我不能承受我所受的惩罚”

就像《创世纪》的谋杀犯该隐一样，违法者永世被做上记号，从其同类中分离出来，剥夺了作为人类的资格。该隐被逐到伊甸园东面的荒野中独自徘徊。他大叫着：“我不能承受我所受的惩罚”。

几个世纪以来，在所有的鲜血被擦净之后，报应的严酷历史留下来的是同样的绝望在抗议。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最憎恨的不是肉体痛苦、恐惧、屈辱和丧失生命，而是被判处和被遗弃的感觉。

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相互需要。但是，我们也是具有攻击性的个体。即使最小、最简单的群体也必须有法律。当这些法律被违反时，无政府状态就要产生了。此时群体就必须做出重大的决定——尽力让罪犯赎罪或者将罪犯从他们之中清除。

对于原始人来说，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完全为无法解释的力量支配。这些无法支配的力量被人性化为必须受到崇拜和遵从的神和妖。经过精心制作的禁忌制度产生了。只要这些禁忌制度得到尊重，群体就感到安全。但是，如果这些禁忌制度被违反了，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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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一件私事

那些违反禁忌制度的人将他们整个部落置于危险境地。安抚神的唯一办法就是牺牲罪犯。借助于庄严的仪式，将违反禁忌制度者处死或者流放。同时，部落希望他们的命运对于群体人是一种威慑。

部落也惩罚那些以叛逆和怯懦行为来触犯整个群体的人。但是，谋杀是一件家庭之间的私事。一个人的同族成员有义务为他的死复仇。复仇的方式通常是杀死谋杀者或其家庭成员。受到复仇的部落会逐渐报复，便形成了血亲复仇。氏族复仇明显具有局限。复仇的双方氏族逐渐近乎灭绝，双方便停止复仇，进行谈判。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被谋杀者的家庭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谋杀者及其家庭必须支付杀人罚金或“赔偿金”。这要根据被害人的等级确定。这绝不是部分偿付。一个纯粹的乡下人或工人的赔偿金为200先令，可以买200头羊。

一些针对个人的犯罪逐渐被认为是对整个群体的侵犯。盗窃和通奸远在谋杀之前被认为是公罪。

到12世纪，在英格兰，随着皇权的增长，犯罪行为变成了针对国王的安宁的犯罪。国王具有施加惩罚和要求贡品的权力。杀人罚金不再付给被害人的家庭，而是付给国家。这些罚金成为皇家税收的重要资源。

“以眼还眼”的规则被以文字予以解释。断肢刑也开始实施以防止再犯：盗贼的手要被砍掉；作伪证者要失掉舌头；强奸犯被去势。

用热烙铁烫印记将暂时的丑陋和长期的耻辱这两种功能结合在一起。罪犯的脸上被烫上其所犯罪行的第一个字母：谋杀犯（murderer）的脸上被烫上一个M；盗窃犯（thief）的脸上被烫上一个T；游民（vagrant）的脸上被烫上一个V；等等。其他人都回避这些带着该隐记号的人，他们找不到工作。1699年之后，这类记号被烫在身体上不太显眼的地方。在新法兰西，在轻微盗窃犯的右肩上烫上一个鸢尾标记。

当众羞辱

接下来的刑罚是在颈手枷上鞭打和示众。被处以上颈手枷的人连续几小时被关在枷架上，然后任由集市那天来赶集的人群摆布。通常人们仅仅向他们投掷垃圾。但是，不受欢迎的人可能会被石头砸死。像在颈手枷上感觉一样很坏的是，罪犯仍然明白在其获得释放时会发生什么：他们的耳朵通常被钉到颈手枷的架杆上。

示众是最常用的刑罚。一个缺斤短两的面包师会被在脖子上挂上一块发霉的面包在广场上示众；一个不诚实的鱼贩子会被在脖子上挂一圈烂鱼在广场上示众；等等。

表示羞辱的徽章、十字架和其他标记被缝到衣服上，有时要终身佩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