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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材料，不知我是否想看一看。他解释道，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名叫拉芬，老板是个黑人，在全城到处都有分号。人人都知道有这家商号，主要是因为它深夜在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打广告，大叫大嚷各种各样不必付现款的推销方式。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高达800万美元，布克说，而马尔文·香克尔就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允许顾客赊账，但有许多却成了呆账，无法收回。这就是拉芬家具店的特点。香克尔事务所里，如今已堆积了数百份准备对欠债顾客起诉的档案。

年轻有为的大学生成群结队涌进法学院，可不是为了学习债务法。原先购买廉价家具的那些人，由于过期拒不付款，如今成了被告。家具店老板并不想讨回家具，他要的只是钱。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既不作答，也不露面，律师不得不采取措施，扣押他的财产或者工资。而这很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3年前，孟菲斯有位律师就曾被人用枪打伤，打他的是个怒气冲天的年轻人，他的薪金刚被这位律师扣押。

这种案子每桩只值数百美元。要想解决点儿实质性的经济问题，律师手上得有一大堆案件才行。法律规定，可以收取律师费和成本费。

这是一种肮脏的活计。但是，正像布克所说的那样，从这些档案中总可以多少挤出一点油水。从一件案子获得的收入虽然十分有限，积少成多，却可以维持日常的开支，买一些必需的用品。

“我可以给你50份档案，”他说，“以及必要的表格。我会帮你起诉第一批案件。”

“律师费一般有多少？”

“这很难说得准。有些案子你一个子儿也收不到，被告不是已经溜走，就是已经申请破产。但一般地说，一桩案子平均可以收到100美元。”

100×50，就是5000美元。

“每桩案子一般前后要化4个月，”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你愿意，我每个月可以给你20份档案。这些案子你要在同一个法庭向同一个法官同时提出起诉，将来回到你手上也在同一天，这样你只需要出庭一次。抓住他们的债务，跟踪追击。90％都只是案头工作而已。”

“我干！”我说。“你们那里还有别的什么活要我干吗？”

“可能。我一直在留心呢。”

招待送上了咖啡。我们开始像律师们最爱干的那样，议论别的律师。我们谈论老同学，谈论他们在这现实的世界上如何闯荡。

布克已经死而复生了。

门开得再小，戴克也可以从门缝中钻进房间，而且不会弄出一点声响。他对我一直是这么干。往往我正坐在写字台前沉思默想，或者聚精会神埋首于难得到手的案卷之中，哇，他已经站在我面前！我衷心希望他进来之前先敲敲门，但又不愿开口找他麻烦。

此刻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抱着一堆邮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我写字台前。他发现台子一角放着的一叠崭新的债务案卷，问道：“这是什么？”

“工作。”

他拿起一份档案。“拉芬家具店？”

“是的，先生。我们现在为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提供法律服务。”

“这是债务档案嘛，”他不屑地说，那厌恶的表情，像是他已经弄脏了自己的双手。而做出这种反应的，却是做梦也盼望在密西西比河上发生更多沉船灾难的那位男子汉！

“这是诚实的劳动，戴克。”

“你这是把头朝墙上撞呀！”

“你还是去追你的救护车吧！”

他把邮件向桌上一丢，又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没声息地消失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撕开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一封厚厚的来信。里面是一叠标准尺寸的文书，至少有两英寸厚。

德拉蒙德回答了我的笔头质询，拒绝了我提出的澄清事实的要求，提供了我要求得到的部分文件。我要化几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看完，而弄清楚哪些文件他没有提交，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对我的质询做出的答复。我必须对大利公司的发言人取证，他指定了克利夫兰总部一位名叫杰克·昂德霍尔的先生。我还向他索取大利公司几位雇员的职务和家庭地址，这些人的名字在多特的文件中曾反复出现。

我用基普勒给的一张表格，写了一份对大利公司6位职员取证的通知。我确定在一周后某一天取证，我当然明白德拉蒙德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对多特取证时曾这样对待我，而且把戏就是这么玩的。他会跑去找基普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