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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社会意识层面扩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批判性继承的问题。以儒学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却应是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底色和民族根基。这些问题虽然得到了关注，但尚不能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与此相关，新的社会发展也对作为民族政治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执政方式和能力提出了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改进自己的执政方式、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才能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在此问题认识上的自觉，但政治核心地位的是否巩固还需经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严峻考验。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分化正对民族聚合力形成严重冲击

市场经济有造就“民族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功能，也有分化社会、孕育矛盾的巨大作用。如今，市场经济的这两种作用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另一方面，国内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以及阶层之间的发展差距、利益矛盾明晰地呈现出来了。现今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凸现期”、“高发期”，已被中国革命所消弭的社会分化和对立正以多种新的形态出现。利益分割和社会不公制造了社会对立、激化着社会矛盾，也严重地侵蚀着民族凝聚力。

（四）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也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形成掣肘

全球化是突破国界的物质流动、文化传播和资源配置，而民族凝聚力的构建是基于国界的“民族建设”，前者体现的是“全球性”，后者则是一种“现代性”，二者的冲突是必然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是在同一个时段内，因此，在中华民族凝聚力随国力增强而增强的同时，全球化也对这种增强形成着制约。这种制约包括不断增加的国际规则和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分解，分裂主义的内外渗透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威胁，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侵蚀，也包括我们民族内部在外来影响面前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涣散。全球化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发展进程，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掣肘和制约将是长期的。

综观上述，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是成功的，但尚不能说已经完结，它的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仍是需要我们长期应对的挑战。

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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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1）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

——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龙太江 王邦佐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法治背景下，合法性成为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在注重法治与*保障的现代社会，在公民权利意识大大觉醒的现代社会，合法性问题是维护政治统治与政治秩序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增强合法性的途径有多种，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就是其中重要一种。然而，经济增长与合法性巩固之间并非简单的直线递增关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经济增长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上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合法性是统治者必须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学上的一个专门概念，作为一个从英文单词legitimacy翻译过来的外来词，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或理解的合法性有所区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合法”是指合乎法律规定或法律原则；但政治学上的“合法性”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主要不是合乎法律的问题，而是强调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心理认同。关于合法性的定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是这样来解释的：“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于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也有类似的定义：“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