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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逝去的方向。他听到遥远里有夜行列车通过铁桥的声音，钢铁撞击，铿铿锵锵，增添着夜的深沉与神秘。道路起伏，一个大下坡，他蹲着哧溜下去。抬头看到一盏路灯，照着一堆碎砖头，砖头上白茫茫，似乎蒙上了一层霜。又走了几步，一个古老的大门口出现在侧面。门楼垛子上，亮着一盏电灯，照着花格子大铁门，照着挂在门楼垛子上的白漆木牌，照着牌上的红漆大字：酒国市烈士陵园。他扑上去抓住门的铁棍，像囚犯一样，铁棍粘手，揭掉了手上的皮。黄毛大狗咆哮着扑上来，他没有退缩。老革命沙哑、高亢的嗓门在门垛子后边响起，震慑住大黄狗不叫不跳垂头摆尾巴。老革命闪出身来，猎枪挎在肩上，大衣上的黄铜扣子威风凛凛。

“你想干什么？”他严厉地问。

丁钩儿吸溜着鼻子，用哭腔说：

“老前辈，我真的是省里派来的侦察员。”

“你来干什么？”

“调查一桩重大案件。”

“什么重大案件？”

“酒国市一些灭绝人性的干部烹食婴儿案件！”

“我毙了他们！”老革命怒吼着。

“老革命别发火，让我进去慢慢说。”

老革命打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说：

“钻进来吧！”

丁钩儿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小门的边角上，挂着一缕缕黄色的细毛。

“你想不想进来？”

丁钩儿一哈腰钻了进来。

“你们这些饭桶，哪里能比得上我的狗？”

跟随着老革命，丁钩儿进了大门左侧的传达室。他想起了市郊罗山煤矿的传达室，罗山煤矿守门人那一头狗毛似的乱发在他的脑海里浮现着。

传达室里灯光明亮，墙壁雪白，一铺火炕占去了房间一半。炕头上立着一堵与坑同宽的墙，墙外垒着一个灶，灶上支着一口锅。灶里插着松木劈柴，火光很旺，松脂味很香。

老革命摘下猎枪挂在墙上，脱掉大衣扔在炕上，搓搓手，说：“烧劈柴，睡火炕，这是我的特殊化，”他看着丁钩儿问，“我革命几十年，拳大的疤落了七八个，搞这点特殊化应该不应该？”

丁钩儿沉浸在融融暖意里，睡意朦胧地说：

“应该，太应该了。”

“可是那狗养的杂种俞科长硬要把松木劈柴换成槐木劈柴！老子革命一辈子，鸡巴头子都让鬼子的机枪打掉了，断子绝孙了，烧点松木劈柴算什么？老子八十岁了，尽着烧还能烧几棵松树？我说，你就是天王老子下凡也挡不住我烧松木劈柴！”老头子越说越激动，双臂挥舞起来，嘴角冒出泡沫，“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们吃婴儿？吃人？野兽！是谁？老子明天就去毙了他！先斩后奏，大不了再给我个处分，老子这辈子杀了几百号子人，老子专杀坏人，叛徒，反革命，侵略者，到老了再杀几个吃人野兽！”

丁钩儿身上奇痒，衣服冒着水汽，水汽里包含着浓重的灰垢味。他回答老革命的问话：

“我正在调查这件事。”

“调查个屁！”老革命说，“拉出去毙了就行了，调查个屁！”

“老前辈，现在是法制健全的时代，没有确凿的证据，怎能随便毙人？”

“那你快去调查，还蹲在这里干什么？你的阶级觉悟哪里去了？你的工作热情哪里去了？敌人在吃人，你却在这里烤火！我看你是个托派！是个布洛乔亚！是个帝国主义的走狗！”

丁钩儿被老革命一顿痛骂，如同狗血淋头，朦胧睡意尽消，胸中热浪翻滚。他大咧咧地剥下衣服，赤条条一根，脚下穿着破鞋，蹲在灶前，拨拨火，添几根油汪汪的松木劈柴进去，焦香的白烟冲进鼻腔，打一个舒服的啊啾，用劈柴架起衣服就着灶火烘烤，衣服嗞嗞响，像臭驴皮一样。火烤着皮肉，有痛有痒，搓着挠着，越搓越挠越舒服。

“你他妈的是不是生了疥？”老革命说，“老子当年睡稻草窝长了疥，全排都长了疥，那个痒啊，挠，抓，血淋淋的皮肉了，还是痒，钻心拱肺地痒，丧失了战斗力，非战斗减员，八班副马山想了个办法，买大葱，买大蒜，石头砸得稀巴烂，加上盐，加上醋，一把一把抓着往身上糊，辣辣的，麻麻的，长爪子挠狗蛋，说不出有多舒坦！那么多的疥，竟给狗日的治好。偏方治大病，病了公费治疗，老子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闹革命，公费治疗理应该……”

丁钩儿从老革命的话里听出了辛酸与牢骚，听出了一部艰难困苦的革命史。他原想对老头儿倾诉衷肠，竟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