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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大珠象孩子般地笑了，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这掌声包括着大家对二连的同情，也有一些掌声是庆幸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没有临到自己头上。

会议结束。一个刁钻机警战绩卓著的连长王有才走到杨成武跟前，带着几分气说：“为什么不让我们三连去？我们三连就不行啦！”“任务要轮着来嘛！”杨成武说，“你们就跟在二连后面铺桥板去！”

王有才脸上才消了气，笑了。

明明面前就是死亡，而人们却要争着、闹着、哭着要去，这是红军中的特有的也是通常的现象。也许后世人觉得这些不可理解。其实，这正是那种被唤醒了的阶级地位的自觉和对旧社会决一死战的决心。这是他们心之深处的情感，平时是并不挂在口头上的。廖大珠说的那些话，不过是表层的理由而已。

随后，大家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又好好地睡了一觉。下午四时前，全团所有的轻重机枪和军团的迫击炮都配置在桥头及其两侧。王开湘看中了的那个涂着朱红油漆的戈达庙，设置了几层火力，严密封锁着对岸的火力点。号兵们也集中起来了，企图增加攻击的声势。二连精心选择了包括廖大珠在内的二十二名突击队员，隐伏到桥头附近的店铺里。他们每人背着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或一支短枪，腰里缠着七八个手榴弹。有的穿着满是白色汗碱的军衣，有的干脆脱掉，光着黑红色的膀子。杨成武和王开湘提着驳壳枪站在桥头两侧。

下午四时整，王开湘发出了攻击信号。使战士们热血沸腾的冲锋号声响起来了，接着轻重机枪和各种不同的音调象刮风一般地扫向对岸。两侧的部队也情不自禁地喊起了冲杀声，一时竟显得山摇地动，震人心魂。

在这同时，突击队大步走上来了。廖大珠个子虽小，这时却显得十分英挺果决，比起在会议上发言，他倒更适宜于这样的生活。他闪着一双小而明亮的眼睛，回头扫了一眼他的队员，低而有力地喊了一声：“上！”接着就攀着作为栏杆的粗大的铁索，那双穿着草鞋的脚就踩在铁索上了。由于圆滚滚的铁索不稳定，使他的身子趔趄了一下，随即又站稳了。接着一个十六七岁的苗族小鬼，随着廖大珠跟上去了。如果人们没有忘记，他就是在扎西茅屋里朱总司令亲自扩大来的小鬼扬各。其余的人，有的学着连长的样子，抓着另一边的铁索攀缘前进，有的就伏下身子来，骑着两根光溜溜的铁索，两只手抓着向前移动。敌人的子弹从对面噼噼啪啪地扫过来了，在铁索上不时闪出耀眼的火花。人们显然顾不上它了，因为比起子弹，慑人心魂的倒是下面震耳欲聋的激流。

杨成武直直地望着攀缘铁索向前移动的人们，震耳欲聋的浪声与稠密的枪声，他好象都没有听见，一颗心只是随着那些战士在颤动的铁索上浮沉。不管哪个人在铁索上打个趔趄，或是铁索抖动一下，他的心就一阵发紧。现在他凝望着的是落在最后面的那个战士。那个战士似乎爬得十分吃力，爬出几步就爬不动了，不时望着下面的激流，脸色变得蜡黄。杨成武忽然想起，他是去年五次反“围剿”时入伍的。他家分了田地，还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日子过得很不错。后来激于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热忱，他还是来了，还带动了十几个青年。他平时情绪活跃，能说会唱，是士兵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部队临离开苏区那天，他的妻子来看望他，他不巧外出。等到第二天部队出发了，他才同妻子在众人面前见了一面。虽然妻子大大方方地笑着说：“那就打了胜仗再见面吧！”在他心里却留下很深的遗憾。长征以来，他不断地问政委：“到底是往哪里去呀？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江西根据地呢？”……就是这样一个战士，他落到最后面去了。

正在这时，只听桥头上有人惊喊了一声：“有人掉下去了！”这时，不要说桥上的人，就是站在桥头的人，脸上也都变了颜色。

“沉着一点！”只听远远传来一声威严的叫喊，这是小个子廖大珠的声音。循着这声音，大家看到，廖大珠一手紧紧抓着铁索在荡来荡去。队伍立刻稳定住了，错错落落地继续在铁索上向前移动。

杨成武望望那个爬在最后的战士，已经不见了，想来刚才正是他落下了滚滚的波涛。

杨成武望望爬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面孔黝黑而又颇为秀丽的青年。他是江西广昌人。在敌人进入广昌时，他的全家都被杀害，只剩下一个出了门的姐姐。他曾经探了一次家，回来后一连哭了几天。他包袱里包着一双姐姐做的鞋子，总舍不得穿。有一次他打着赤脚行军，说是没有鞋了，其实，那双鞋还没有沾过脚呢。现在他背上还有个小包包，也许背的还是那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