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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

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

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

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

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

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

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　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　认为平常虽是

“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

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

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

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

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

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

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

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

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

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

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

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

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

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

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

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

甚至包括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交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

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

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

“后生者无罪”，为下一代减轻负担。可是他没有办法防止人去触犯那个禁忌——

那个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业的、失学的、没有家庭温暖的、心里朦胧着反抗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找寻

发泄的目标。他怎么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下，让全世界为他震动？有什么东西，

在这个社会里，是绝对绝对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国，

强奸、放火、杀人、抢劫，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都只是一般社会新闻，连乱伦、

杀父杀母，都只是犯罪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怀的小领域。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件事能

造成轰轰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杀人，而且必须是杀外国人。

只要杀的是外国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头条新闻，而且不只是国内新闻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