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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秘鲁和拉美其它地方的第二代日本人对鼓励他们回到日本工作做出了响应，是因为日本经济已经腾飞。

但是，尤其对于人口密度大、人均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规模增长的亚洲国家来说，不一定非要完全达到那些硬件指标，或者说不一定要等到国家经济腾飞已经完成，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就可能在此之前大批回国。

人才回流与国家崛起相辅相成。人才回流推动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但是，人才的回流不仅仅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很可能因为本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初步改善、政府的承诺和决心、显现端倪的市场空白、做出成就的机遇，就做出回归的决定。

还有许多非市场因素左右着人们的选择，例如对国外经历感到失望、对家乡以及亲人感到思念、原籍国出台了双重国籍使他们不需要放弃海外一切。例如中国台湾地区，2000年选举挑起族群议题后，就出现了一次移民热潮。2004年“3？19”枪击案发生后，*上台，因为对政府的失望，台湾当年移民数比前一年增加了十倍。

我国在2000年以后也出现了经济继续增长、留学生回归比例反而下降的现象。因此，不能只把人才回流强调为市场现象，认为留学人才“穷则离开，富则归来”，而忽略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三星经济研究所2007年曾进行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人定居在美国的比例，在1992年至1995年为，1996年至1999年升为。而此后部分完成产业升级、经济更为发达的2000年至2003年，却有达到的博士会选择留在美国　。

其实，一个国家最需要以及最利于人才回归受到重视并发挥作用的阶段，往往是经济开始起飞、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教育体系又相对滞后（通常与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不匹配），进而形成需要大批高知识技能人才、自身培养体系却又无力供给、同时还无力全面吸引外籍人才的“真空时代”。这一阶段政府空前重视留学人才回归，同时人才回归后的发展机遇也空前之大。就像企业寻找市场空白一样，没有已经开始成型的市场，往往容易成为“先烈”；但市场完全成熟，竞争就会特别激烈。而在两者之间的阶段，很可能是发展空间巨大，市场具备了盈利的基础，竞争对手又不多，而且政府还可能会出台扶植的优惠政策。

人才的融入与再流失

2006年，我在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关于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时，当时就注意到了“海待现象”。当时的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花了三到六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另外还有6％的海归花了一年以上时间找工作。也就是说，起码有6％的人做过一年“海待”。

长期“海待”的出现，要分两类情况。第一类属于自身素质与能力的问题，这些人是留学生，但不能称之为留学人才，甚至是典型的“方鸿渐”和“南郭先生”。在国外找所交费就可以入学的大学混个文凭，凭借国内对海外教育情况的不了解而滥竽充数。留学期间不学无术，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在国外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因而在留学签证到期后不得不离开。

第二类则与留学生的能力无关，而与心态等主观原因有关。当一个人在不同文化环境和国度，生活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适应了异国文化，回到祖国后，反而会出现对本土文化有不适应的症状，这叫“重返本文化休克（Reverse　Culture　Shock）”。这种重新融入可能需要海归自己调整。即使很杰出的人才，如果定位和期望过高，都可能在现实土壤中找不到落点。此类问题，除了海归在任何一个阶层也都可能出现。

真正需要社会思考的现象是第三种：这些人才是因为落后的国情、环境、潜规则等原因，造成回归本土后难以融入，或者说形成人才浪费。落后国家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本就是为了改变自身某些落后的现状，到头来却以落后的国情来要求海归：要么接受同化，要么选择离开，无疑也是莫大的悲哀。

这些人才也往往能够“人挪活”，换个环境就能重新发挥才能，“人才再流失”也就会成为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最后蒙受损失的不是人才本身或者使用这些人才的外国机构和企业，往往是拒绝人才的那些国家。改变这一情况，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做出改变，而不是要求海归们来适应国情。改变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对国家有益。就像孙中山、黄兴等早期海归回到中国一样，如果要求他们必须适应国情维护封建专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