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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30％。

在中国香港特区，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现特首曾荫权也曾在哈佛大学留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2008年世界大学排行榜，香港进入50强大学有3所。香港的教育已经非常国际化，但是各领域的精英依然相当部分是海归。因此，2008年5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人选，被媒体披露8位副局长有5个拥有外国籍，就像台湾总统马英九等政府官员以前也有过美国绿卡一样，引人注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3）

在中国大陆，政治领域中的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都在海外留过学。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的72％、*直属高校校长的78％，博士生导师的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的72％，都有过留学经历。中国大多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经济或高科技企业都是海归创建。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创办的企业约占我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投入的资金大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

在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在80年代分别担任总理，都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海归。现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印度的基础经济并不牢固，而今天的相对繁荣主要靠信息产业拉动经济增长，而这归功于海外印度裔带来的外包业务。海外印度裔的汇款是印度第一大外部直接资金来源。2004年，印度引进外资总额大约50亿美元，而从海外收到汇款却高达217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因此，有人形容，如果没有海外印度裔与海归，印度肯定一穷二白，什么都不是。

在新加坡，李光耀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吴作栋在美国威廉斯学院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李显龙先后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就读，三任总理全部都是海归。

新兴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这并不是说一定要重用海归，或者海归就一定是人才。一个完善的人才机制不应该去问这个人才是“海龟”还是“土鳖”，重要的是“适才适用”。在人文领域，海归能够提供国际化的视野、经验、理念，这对本土人才是一种补充。在无国界的科技领域，海归优势可能不只是“补充”了国内技术领域的空白，那些毕业于世界顶尖名校的海归还可能掌握了更先进关键的科技。这对中国崛起意义重大，例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就有21人是海归。没有那批海归，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崛起。

这一现象归结于中国大学的科研实力与培养科学家的能力，与世界顶尖名校还有很大的差距。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大学，敢自称国内顶尖就等于世界顶尖。本土培养的顶尖人才不等于世界顶尖人才，而对于一个志在成为世界大国的新兴国家来说，他们需要的的人才却不仅仅是国内顶尖，还需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样来看，这些新兴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就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迹象，而是重视人才的必然结果。

无论莫汉？辛格、李显龙还是马英九、曾荫权，引领海归潮的留学生不是哈佛、剑桥就是牛津出身，这些世界级名校生即使在欧美本土发展，也一样会成为社会“精英”。同时，非世界名校毕业、尤其是毕业于教育实力甚至不如国内名校的海归，回归后却出现了大量“海待现象”。这也证明了“海归时代”并非滥竽充数，而是新兴国家发展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人才回流的发生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　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的时候，人才将大幅度回归。调查也显示，当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归国的海外人才也会大幅度增加。

所以，一般在人才输出国的境况改善到足够有吸引力之前，大规模已经移民的人才返回现象极少发生。当意大利北部成为非常富裕的地区之后，早先移居到德国和美洲的意大利人被吸引回来；而早年迁移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人回到了俄罗斯联邦，则是因为国家开始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