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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数字网络社会，学历就会变得全然没有意义。澳大利亚记者Peter　Hartcher在他撰写的《圣域的终结——大藏省的大罪》一书中，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大藏省的官僚几乎都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为什么学法律的人会来掌管经济？在Hartcher说这话之前，日本没有人对此产生过疑问，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最优秀的人会进入大学的法律系，然后再进入大藏省。

不要让大藏省的官僚制定经济政策

可是，不用说也知道，在法学院学的是法律而不是经济。现在，我们进入了无国界的全球化新经济世界。他们对这种经济体系从来没有学过，因此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经济运营，当然也不会有策划金融政策的能力。

如果我们稍微考虑一下，就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逆境有很强的应对能力。他们如果觉得现在的做法不适用，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创建出新的法律制度来，这种状况简直就是“无所不尽其能”。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法学院出身的人能够掌控经济的走向。但是，像这种临阵磨枪、能拖就拖的方法现在已经完###出了破绽，因此所谓的日本护航舰队整体的沉没已见端倪。虽然让那些没有学过经济的大藏省官僚们来掌握经济命脉，日本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另一个理由是，企业界曾经具有很强的实力。反过来说，企业界的逻辑，即“供给者的逻辑”竟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的政策以及地方自治体的各种事业，全都不是按照纳税者的逻辑，而是按照征税者的逻辑进行的。银行的逻辑是主管部门和银行方面的逻辑，而不是储蓄者的逻辑。医院的逻辑是医生或者医院、医疗器械公司、医药公司的逻辑，而不是患者的逻辑。我在比较了“国家的逻辑”、“生活者的逻辑”、“供给者的逻辑”以及“受益者的逻辑”之后，出版了《新·国富论（讲谈社）》，并且在这十几年来不断重申我的观点，现在大家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应该站在纳税者·生活者·受益者·顾客的立场上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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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生活者的视点

可是，上述的改革还根本没有进行过。即使曾经尝试过的改革，其内容也是按照供给者的逻辑进行的改革。例如，行政改革会议的成员全都是大报社的社长，或者是混凝土卡特尔公司等供给者方面的人，我们生活者方面的代表，一个都没有进去。这样一来，那个会议中所提出的行政改革建议就只能是供给者的逻辑的东西了。例如，都是诸如“简化企业向政府提出各种申请手续的要求”等层面的东西。即使论及地方分权，也只是谈到了地方自治体方面的意见，而根本没有听取我们居民的主张。在谈到金融体系改革以及邮政等事业民营化的议题时，也根本找不到储蓄者·客户的逻辑，我们看到的只是银行体系和邮政体系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在相互争夺储蓄者。

需要看清楚的是，现在日本整个改革议论的焦点只不过是从国家到了地方、从大藏省到了银行这个阶段，是供给方权利斗争的结果。只是在供给者的逻辑中，供给者的序列改变了而已，并没有真正转移到纳税者和生活者的立场上。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成功。而且如果这样持续下去，金融制度改革就会彻底失败，成为一个典型的“大游戏”。

日本要在无国界的世界中获取成功，就必须开放、开拓个人所具有的能力，特别是“知###白领”的能力。例如，我虽然能够获得“知###白领”层次的收入，但是其中65％作为税金被拿走了，所以剩下的只有35％。照这样下去，今后工作的积极###就会消失，变得消极起来。因为我个人一直想“把日本变成生活者主权的国家”，也正是持有这样的人生目的，所以才没有因为高税收而在工作上面有任何的懈怠，但即使这样，想想连续20年被拿走65％的税金，也经常不由得生气。因此，我们要考虑今后如何把日本建设成为让“知###白领”可以不用考虑到税金、国籍、###别、学历、年龄等限制问题，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蓝天下尽情发挥自己能力的国家。

“知###白领”并不是突然变异产生的，让人在转瞬间完成个人的开放是困难的，父母、学校、公司等都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才可以。现在，父母按照自己过去的逻辑，教给年轻人“如果进了好学校，在好公司就职的话，就会有好生活哦！”“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学校也只是教育大家，答案只有一个正确的，或者只用考试成绩作为判断学生的标准，接受这样的训练而生长起来的日本人，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巴甫洛夫的狗”。如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