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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媳被拒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更有人说羽太信子原为鲁迅的恋人,后被周作人夺爱;通说认为,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兄弟失和。但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周氏兄弟的断交,是因为家庭矛盾,与羽太信子脱不了干系。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周建人也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家庭矛盾,因为周作人妻子的肆意挥霍。周建人说,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两人的收入已经很高,但家中却月月亏空。原因在于当家的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家中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还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即使周氏兄弟的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么多的男女佣工。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就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全部换成新的。鲁迅不仅每月收入交公,多年积蓄也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则穷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到上海后,曾对周建人讲起八道湾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到,一次,周作人说要把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也曾对许广平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他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本医生来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鲁迅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建议信子养些家禽家畜,信子买了四只小鸭子,鸭子要吃东西,信子便让徐坤去找,结果徐高价买来泥鳅喂鸭。
许广平认为,因为后来北洋军阀政府欠薪,鲁迅不能上交工资,于是便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回忆,周家的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作人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鲁迅看见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出去,便将此事告诉了信子。信子狠狠地责骂了徐,但并不是责备他偷东西,而是责备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
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淘气,在窗下玩火,鲁迅看见了,训诫几句。信子知道后,骂道:“为什么偏给他看见!”
日本作家增田涉说:“他(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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