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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近有些不正常。

”让你们明白他为何不正常，须指出他现在仅可依赖重复来表达自我。

他曾说过，英语中同义词太多，没法让他一天用完。

现在，他却开始复述自己的话。

他改写原先的广播节目，希望没人注意，可又担心无人知道他所指为何物。

他坐下以铅笔在纸上盘点。

过去六年，他说过250万个单词。

的确够多，该变变了。

播音员大部分于50余岁时步入养猪事业。

斯莫尔伍德与众不同。

他42岁便从事此行当。

他前往甘达尔，于加拿大皇家空军基地开创事业，并以其“猪肉永动”计划闻名。

依此计划，我们以餐厅泔水喂猪，猪为餐厅供肉，餐厅又可为猪供泔水。

换言之，空军将士可终年饱食同一群猪。

在甘达尔，他被封以“猪肉撞钟人”。

有作者断言，若斯莫尔伍德先生以此心致力于政治，定当获得“两项全能人士”之雅号。

此说法果然深奥，苦思若干小时我们也不解其中精妙。

1945年，还在甘达尔，我便听说英国政府宣布重新恢复纽芬兰自治。

开始，我感觉很沮丧，觉得又将回到旧体系。

那种体系下，若不是商人家庭出身，政治上便毫无升迁机会。

普劳斯当上总理的画面闪过脑海，让我妒忌与厌恶得泛起恶心。

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立即让纽芬兰独立。

与最近处理马耳他问题一样，它规定纽芬兰首先应该选举产生45位代表，以全国大会讨论和推荐未来政府形式，而后以全民公投决定最终形式。

我一下子还看不出，此种做法与1934年的允诺有何不同。

当时英国政府承诺，可以自力更生时恢复我们的独立。

对于全国大会我却欣喜万分。

我知道那些有声望的“名人”不会出头支持加入加拿大联邦，而我正打算这么做。

我决定自己应成为其中的领头人物。

倘若无人领军，此事业会太过困难，不易成功。

远离圣约翰斯的那段日子里，我对在南海岸和西南海岸的时光思前想后，心中开始疑惑。

对居住在圣约翰斯以外的纽芬兰人来说，独立是否真是一个承受不起的奢侈？一个骄傲自大的梦想？一个无法维持的幻觉？1936年我在西南海岸组织工会时，那个累瘫在船桨上的渔民，为怕让我看到他精疲力竭而窘迫。

那些在“纽芬兰号”上捕海豹的猎人，那些幸存者。

他们生满冻疮的手脚缠满绷带，三三两两抱在一起，不为取暖，只为死时有个伴。

被人发现带回家时，他们也一直是那个样子。

那些住在铁路边狭小工棚里靠鲑鱼果腹的家庭。

我对自己决心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念。

我相信，任何正直的人，如果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也会同样去做。

我又想起，理查德爵士把社会主义评价为“穷人的政治”，是唯一一条我这类人获取权力的途径。

我幻想，最终可以找到纽芬兰人能接受的社会主义—联邦中的一个国家，社会福利良好。

我将从事纽芬兰任何一个政治家从未曾涉足的事业。

我的选民不是商人，不是商人的跟屁虫，而是穷人。

他们除了人多，再没有其他优势了。

一直以来，有份植根于土地之广袤的情怀让我常有体会，却始终无法言说。

这种长久的困窘终于可以释怀了。

当然，如同十年前想凭《纽芬兰大全》一书发财一样，这些只是我在1946年的一场黄粱美梦。

我宣布支持加入加拿大联邦后不久，只能被我称为“干涉”的行动便开始了。

我尚未动一根手指，挡在我和宏伟事业之间的障碍便迎面而来。

比如说，公告宣布，全国大会的候选人必须在他所居住的选区参选。

我只能作为博纳维斯塔区的候选人参选。

这个区包括我过去两年养猪的甘达尔空军基地。

看起来似乎前景不妙。

我去那里参加竞选是为躲避普劳斯和菲尔丁。

如果留在圣约翰斯，我就必须在那里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