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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的审美体验，所强调的是两个方面。第一，美只在瞬间与细微之处，稍纵即逝；第二，所有的美是感官之美，美是所有感官之美。这当然有赖于细节描写。如果忽略细节，日本文学就没有美可言。例如《雪国》的开头，“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就是对一瞬间视觉与心境上黑暗与光亮、狭隘与开阔之间强烈对比的细腻把握。日本文学不仅把我们通常看到的视觉与听觉之美写尽了，而且扩展为嗅觉、味觉和触觉之美，在所有感官审美方式的体验和表现上都达到极致。这是《源氏物语》以后日本文学的重要传统，而现代作家几乎无不有所继承。前引《棉被》的例子，就是写的嗅觉与触觉之美。棉被既是情感投注的中介物，也是审美体验的中介物，时雄所感受的，最终是芳子在嗅觉与触觉方面呈现的美。如果对此不能接受，对整个日本文学也就难以接受。作家永远期待着与之心灵相通的读者，期待读者能够对他的理解加以理解，对他的体会有所体会。这里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有如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

审美对象的无限性与感官的开放性是相互依存的。很少只有某一感官单独启用，美最终是对所有感受的综合，或者说是通感。在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中，这一审美过程作为复杂的系统，其间发生了多种借代、递进、转换和扩展的关系：

“忽然发现加代坐在我的旁边。我看到这个加代一面露着一种妖艳的谜一般的微笑，一面直望着前面。也许是她听到了我的自言自语。我像直接地感到了她的肉体。她胖得简直要撑破白皙的皮肤，浑身滚圆，甚至连脚趾都油光可鉴。在她身上，大概没有一块皮肤松弛的地方吧。接着，突然我就像看着樱花盛开时那样，情绪变得郁闷而厌恶起来。于是，想起了从她房间里不断冒出的煮肉的味道，它笼罩了我的心。一下子我的情绪变坏了，想吐，就悄悄地站起身来。这时，我的视线移到她的膝盖周围。那膝盖别扭地弯曲着，粗大的腿像圆木似地装在肥胖的腰上。因此，她给我的印象就像蹲着似的，她的上半身要比其他的人高出一截。

“我从令人窒息的、狭窄的房间走到走廊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想，她的肉体充满着人间的梦想。”

情绪近乎戏剧性地变化之后，感官之美充盈了整个心灵。美穿越一切，美是终极，它不受人世间逻辑的限制，或者说，美本身就是一种逻辑。美是字面之外所有东西的真正联系。日本文学的美呈现于所有细节，而细节总是弥散的，作为感受体会的对象，细节在作品中并不孤立存在。无论审美体验，还是人生况味，日本文学往往是从别人笔墨所止步的地方起步，最终完全另开一番天地。

巴别尔与柳托夫（1）

巴别尔的《骑兵军》里有个贯穿始终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重要角色。从书中只言片语的描述看，“我”无论职司、相貌还是经历都很像作者自己。第五篇《潘·阿波廖克》中，“我”被人称作“文书先生”，乃是首次表露身份；第八篇《我的第一只鹅》中，师长萨维茨基提及“我”“架着副眼镜”，设营员则说：“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九篇《拉比》中，“我”的身份进一步得到证实：“在那儿，在车站，在第一骑兵军的宣传车上，等着我的是成百簇闪烁的灯火，电台奇幻的亮光，印刷间不停飞转的机器，以及那篇未给《红色骑兵军》写完的文章。”在同一篇里，“我”还承认是犹太人，来自敖德萨；第十一篇《机枪车学》讲到“师部给我配备了一名驭者，……他姓格里休克，年三十九”；第十八篇《一匹马的故事》中，“我”自诩“是个性情平和的人”；第二十五篇《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首次借助他人之口，叫出“我”的名字“柳托夫”——巴别尔当年参加布琼尼骑兵军，用的正是这个名字。我们看巴别尔的照片，也是萨维茨基所形容的样子。其间惟有一点出入，即《我的第一只鹅》中，“我”自称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在后来为《骑兵军》补写的《吻》中，再次提到“我毕业于法律系”，